建设以法治文明为特点的和谐社会

社会不和谐的原因有多种,民主和法治发展的不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是进一步推进法治建设。和谐社会和法治文明相辅相成。不仅和谐社会的制度取决于法治文明发展的程度,而且和谐社会的制度运行也离不开法治文明的保障。同时,和谐社会又是法治文明的旗帜。如果只有法治的发展,没有社会和谐的进步,这种法治就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作为我国法治文明目标的和谐社会,是具有社会主义内容的和谐社会。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要把法治文明和社会和谐相结合,并通过“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展示其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华美和壮丽。     

对进入公诉程序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思考

本文的轻微刑事案件特指六部委犤1犦《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的:“故意伤害案(轻伤);重婚案;遗弃案;妨害通信自由案;非法侵害他人住宅案;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侵害知识产权案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属于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以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其他轻微刑事案件。”“上述所列八项案件中,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对于其中证据不足,可由公安机关受理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控告…     

警察权力滥用的原因分析及其控制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警察权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是,作为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警察权具有强制性、扩张性及自由裁量性的特点,再加上立法的粗陋,相关机制的不健全以及体制上的原因,使其极易被滥用,导致权力寻租现象层出不穷。为此,控制警察权滥用应从队伍建设、立法、司法权控制、管理体制等几个方面入手。     

浅论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中的几个问题--兼论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在我国刑法中的适用

原因自由行为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一个重要刑法理论。它一般指行为人由于故意或过失 ,使自己陷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 ,并在此状态下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我国的刑法学对此尚未涉及 ,但现实中是存在的。文章对原因自由行为的主体范围、犯罪类型及罪过形式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并论证了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在我国刑法中的适用。     

浅谈自由主义是西方宪政的基石

宪政是近代以来许多中国仁人志士的追求,同时宪政也是一个过程。本文从西方宪政的基石———自由主义入手,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宪政历程上的理念的逐步形成,找出其合理的因素。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一些看法,以期利于中国宪政之建设。     

自由个性的制度表达

马克思的自由个性理论,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提供了方向。但是,自由个性的实现离不开具体的制度作为支撑。从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出发,促进自由个性的具体制度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表达:克服“人的依赖性”的制度选择;挣脱“物的依赖性”的制度选择;以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制度选择。只有将自由个性的理想与当下的、具体的制度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论马克思的自由个性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的内在逻辑关系

马克思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观点。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的自由个性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逻辑关系,主要表现为:二者都是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坚持了社会历史观与主体价值观的辩证统一;马克思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和群众史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马克思的自由个性观和科学发展观共同的终极目标,也是二者内在逻辑联系的社会制度特征。     

风险社会:个性自由发展的代价

劳动从满足人的自然需要为直接目的到作为目的本身的能力的发展,是理解马克思的个性自由理论的关键。马克思关于自由个性的思想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点即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上。人类个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依赖人类实践能力和水平的高度发展,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发展又带来了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自由与风险是一对孪生兄弟。正确、全面认识和把握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与风险代价的关系,对于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目标定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非法搜查、扣押的证据物的排除之比较

关于非法搜查、扣押获取的证据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历来为各国刑事证据理论所关注，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世界各国如英、美、德、日等是各不相同的，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不一样。对此类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各国立法所持的态度根据证据的种类差异较大，但对非法取得的自白的证据能力各国一般均持否定态度。对以上述证据为线索，发现并收集的其他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在西方有“毒树之果”或“波及效”的理论。     

政党政治——现代西方宪政的灵魂

西方宪政的理论与实践一直不断地变化发展,其变化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19世纪末以后,政党政治成为现代西方宪政的主要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