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警察的自由裁量权

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国家赋予警察部门及警察人员一定限度的自由裁量权乃是有正当根据的,但是警察自由裁量权必须受到规制,同时,需从经费及人员、法制建设及外部监督、执法过程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以及信息公开与程序参与四个方面来保障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     

法治原则认同与国家软实力

国家软实力主要可以抽象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制度文化的感召力和外交政策的凝聚力。认同与推行人权、民主和法治等价值理念,是集聚国家软实力的制度基石,是国家可持续地增强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制度保证。     

镜像景观与增量共识:弱势群体网络道义研究

本文对媒介道义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文献爬梳,对网络道义产生、内涵与走向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炼把握出弱势群体(主要指农民工群体)网络道义的意义内核。最后,本文从哲学关照、框架建构与现实向度等维度对农民工等网络道义发展理路进行了解读。     

推定的被害人承诺问题研究

实在的被害人承诺和推定的被害人承诺的本质区别即现实的承诺行为是否存在。学界关于推定承诺的正当化依据有紧急避险说、无因管理说、允许危险说等学说。推定承诺有为被害人利益和为他人利益的推定承诺之分。推定承诺的有效要件主要包括:共同性要件、补充性情形、为被害人利益意思、行为所造成损害具有社会的相当性。     

从功利到道义：伦理视角下的当代法治理念转型

长期以来效益至上的功利主义法治理念在我国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该观念范式存在的内在理论缺陷及其在实践中的不良影响,使得它已不适应于现阶段社会发展与法治实践的需要。在反思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应确立以保障人的尊严为基础,注重权利,关注公平正义价值的道义论为主导的法治理念范式。     

论刑事责任量的哲学根据

刑事古典学派与近代学派对刑事责任的哲学根据有不同的认识，前者主张意志自由论，后者否定意志自由论，主张因果决定论。我国刑法学界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普遍肯定人具有相对的意志自由，进而认为相对的意志自由是刑事责任的哲学根据。基于此，刑事责任量的哲学根据应是意志自由程度。之所以意志自由有程度之分，是因为意志自由以认识为前提，而人的认识能力不但具有有限性，而且具有大小程度不同。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解析

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在实体上存在内在联系,这决定了一些案件中的行政执法证据需要在刑事诉讼中使用。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解决了此前实践中存在的证据转换难题。行政执法证据可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的内存根据,主要是因为在行政执法活动中收集、调取的部分证据,一旦在行政执法活动中被收集、调取,就不可能再重新收集、调取,此类证据不得不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主要是指该类证据具有证据资格。     

减刑制度的理论基础辨析

减刑制度源自和服务于刑罚目的,其主要理论基础是报应与功利有机统一,在报应基础上和限度内对罪犯予以不同程度的减刑,既达到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又可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在减刑性质问题上,减刑是对终审判决所确定的刑罚的变更,归属审判权范围,应由法院经审理确定。主张减刑是对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从而将减刑权纳入刑罚执行机关的观点是脱离我国国情的理想化观点。在减刑功能方面提出了调控过剩刑罚、稳定监管改造秩序、减少行刑资源消耗的三大功能。     

关于被害人过错基本问题的思考——以一起反暴力拆迁致人死亡案为视角

被害人过错是一种违反谨慎义务、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价值否定性行为。被害人之所以应承担责任在于其行为降低了行为人的可谴责性,对结果的产生施加了原因力。在被害人过错行为的刺激下,刑法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完全适法的行为,因而被害人过错降低了行为人的期待可能性。     

论教唆犯的处罚原则

教唆犯是使原来没有犯罪意思的人产生犯罪的意思,又被称为造意犯。教唆犯作为共犯人类型之一,并没有亲身实施分则定型化的实行行为,而是以教唆之方式造意于他人,从而加功于共同犯罪。在理论上,如何界定其处罚根据,在实务中,如何对其准确的定罪处罚,历来都是有争议的问题。文章结合我国刑法具体规定,深入探讨教唆犯的处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