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域外看我国海上犯罪刑法规制模式的转变

目前我国将国家管辖海域分为两大类,并设立不同的法律制度,犯罪罪名海陆不分,海上犯罪国内法和国际法犯罪不分。这种刑法规制模式难以应对日益严重的海上犯罪。借鉴域外海上犯罪刑法规制的主要模式,我国海上犯罪刑法规制模式应转变为:对各种国家管辖海域给予平等的刑法保护;区分特殊罪名和一般罪名,并增加特殊罪名的数量和种类;区分国内法犯罪和国际法犯罪,并及时转化国际法犯罪;采用刑法典立法模式。     

刑法解释限度理论之关系论纲

刑法解释限度是刑法解释所能达到的具体、客观的程度和范围,应具有内在规范性、客观性与确定性的品质,应是质的限度与量的限度的统一体,是事实与规范关系性的限度。刑法解释限度的三种理论学说中,国民的预测可能性由于其自身的特征与独特的适用场域,并不符合刑法解释限度的特征标准,是不能作为刑法解释限度而存在的。法文语义理论由于所持的立场不同于刑法解释限度之立场,加之宽泛性与抽象性的缺陷以及自身限度的虚设性,使得其作为刑法解释限度不具有真正的合理性。犯罪定型才应作为解释限度予以真正对待。将犯罪定型作为刑法解释限度,完全符合刑法解释限度特征之要求,符合刑法规范整体性、系统性的特征,能够更好地处理犯罪定型与法文语义理论、预测可能性理论之间的关系。     

对法院预收罚金进行法律监督的分析与展开

法院预收罚金,是指在判决宣告前被告人根据法院要求主动向法院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作为将来判决时的罚金。法院预收罚金从轻处罚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法院预收罚金从轻处罚并不违背刑法公平原则。开庭审理前,法院预收罚金不具有法理上和逻辑上的正当性;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判决宣告前,法院可以预收罚金。对法院不当预收罚金的,检察机关应当采取纠正违法和抗诉两种手段进行监督。     

完善我国单位犯罪处罚制度的思考

我国对单位犯罪适用＂双罚制＂和＂单罚制＂均存在很多问题。＂双罚制＂已经成为为有关人员开脱或者减轻罪责的重要手段,而＂单罚制＂是否处罚单位犯罪的方法值得商榷,其违反了近代刑法确立的个人原则,可操作性不强,抑制单位犯罪的效果也值得怀疑。     

新形势下推进反腐败工作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中央制定并出台了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中央纪委开展了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这些举措深得干部群众的拥护，对于转变干部群众的观念、凝聚党心民心具有重要作用。习近平同志强调，惩治腐败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王岐山同志提出，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问。这不仅表明了我们党反腐败的坚定立场，更为新形势下做好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指明了方向。     

浅谈贪污贿赂犯罪的立体预防

从工作实践和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需要出发，遏制贪污贿赂犯罪，应推行立体预防模式，即按照立体框架的规划，点、线、面相结合，全方位地预防贪污贿赂犯罪。     

新名词带来新变化——上海创新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记事

去年9月19日下午二时，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贸易中心区，华东六省一币的省级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负责人会聚在这里，共同见证了一个历史事件，华东六省一市查询行贿。黑名单”实现了信息共享。     

析强硬立法应对暴力袭警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日益加大,我国处于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治安形势日趋复杂.暴力袭警案件呈现出不断增多之势.频发因素:法律制度因素,社会公众因素,公安机关内部因素,民警自身因素.预防途径:1.加快袭警罪的立法;2.创设警察权益保护法;3.完善警察执法权的立法.     

中国法治国法律文化的发展轨迹——以刑法文化的发展为视角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家权力主义和刑法工具主义色彩极为浓厚，政治国家占据着垄断地位，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法律文化的传播使我们看到，作为法治的根本标志之一的刑事法治，以刑法限制国家刑罚权，包括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限制，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是人类社会的长期追求和共同期待。因此，我们要建设法治国的法律文化，使法律真正起到平衡利益、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的作用。     

论我国刑事判例制度建立之可行性——兼论我国建立判例制度之初步探究

随着传统的两大法系的互相融合以及"混合法"的发展,许多学者乃至司法实践着呼吁建立我国的刑事判例制度,与成文法互补。本文通过分析刑事判例制度的含义、价值、局限性和我国建立刑事判例制度之可行性,探讨了我国建立该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