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仪与台湾光复初期的文化重建

陈仪从在重庆主持台湾调查委员会工作开始,一直到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期间,都十分重视台湾光复后的文化重建。他提倡“心理建设”和“文化建设”,重视国语、国文的推广和普及,尤其注重学校的文史教育;同时,他还很重视对民众的宣传和宣导,重视公教人员的培训,以及学校教材和社会读物的编译等工作,努力消除日本殖民文化在台湾的影响。可是,学术界对陈仪主持下的文化重建工作却有一些截然不同的评价,针对这些评价,本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政府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正处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交汇期,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本文借鉴既有研究,借助TOE框架,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从技术、组织以及环境层面对我国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结果 显示,政府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是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进程最...     

想象竞合犯处断原则的困境与重构

目前关于想象竞合犯的三大处断原则均存在不足。对此,必须以全面评价原则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为指导,以行为无价值、结果无价值、主观罪过三要素为核心,构建新的想象竞合犯处断规则,即想象竞合犯的处刑应当是数罪中最重之宣告刑加上余罪之宣告刑的2/3。该处断规则必须在《刑法》第69条之下运行,即遵守限制加重原则,且如果数罪中有死刑或无期徒刑的,采取吸收原则,执行死刑或无期徒刑;如果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同样采吸收原则,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采逐次执行原则,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行政评估的社会评价条件

对于行政组织及其行政管理活动进行有效的社会评价,依赖于制度、社会文化以及科学理论与技术这三个方面的条件。因此,加强这三个方面的建设,不仅能够从社会评价角度推动行政评估活动的开展,而且能够推动整个行政管理体制的民主化。     

哪种改革最重要——来自新西兰的证据

在公共行政界,新西兰有两大事实广为人知。第一,新西兰实施了全面的公共部门改革,并且处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最前沿。第二,在几个衡量政府绩效的国际排行榜上,新西兰成绩不俗。本文通过观察新西兰财务管理、制度结构、信息管理和委任程序方面的改革,分析了这些事实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通过运用政府主持的"新西兰人调查"的最新数据,我们考察了政府绩效的哪一部分对新西兰人最重要。结论显示,尽管大多数评论家强调财政改革和体制变革,然而早期关于信息公开、非政治任命和公共责任的改革对新西兰人最重要。     

关于长春市职工工作满意度的调查

工作满意度表达着人们对工作状况的自我感受，与职业变动、社会流动有一定的关联，可以成为测量社会流动的一个指标。调查发现，目前长春市职工的工作满意度并不是很高，得分仅为3．22。提高职工的工作满意度。必须做好多方面的工作，对此本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耕地质量保护和建设共同责任机制的建立途径研究

为了切实保障中国的耕地资源产能安全,该文在分析中国耕地质量等别现状、特点、面临问题和机遇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耕地质量破坏鉴定机构、补充耕地等别的国家督查制度、耕地等别和产能年度报告制度、耕园林草大土地整治模式和占用耕地综合效益年度报备制度等五条落实耕地质量保护和建设共同责任机制的途径。     

自贸区建设与中国东盟关系——一项战略评估

本文在分析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三重目的的基础上，对自贸区建成以来中国东盟双边关系的发展作了简要评估：即自贸区建设虽然加强了中国东盟双边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但在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美国重返东亚的背景下，自贸区建设对双边关系的促进作用正在下降。因此，本文认为，后自贸区时期中国东盟关系的经营需要超越“经济利益捆绑”的综合战略。     

我国企业劳动关系和谐指数评价指标之研究

从理论上讲,政府、企业和员工处于互信互利、相互配合、相互包容、共同发展的一种状态是劳动关系追求的和谐状态,这种和谐状态不是一种表面的感知,而是可以通过劳动关系和谐指数的主客观指标值来把它显现出来。劳动关系和谐指数评价体系从员工、企业、政府三个角度入手,对员工满意程度、企业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政府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综合评价。构建理性的、科学的劳动关系和谐指数评价体系,对于我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缓解劳资纠纷和用工紧张具有重要意义。     

强制医疗保障性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强制医疗的制度体系在精神病鉴定、保护性约束、法律监督、案件审理、判决执行等诸多环节存在问题。精神病鉴定制度存在鉴定启动权的官方垄断、鉴定人责任不够明确、鉴定人中立性存疑、鉴定羁押制度缺失等问题;临时约束性保护措施存在"临时措施"名不副实、缺乏程序正义的公正外观、滥用措施缺乏法律责任、适用标准相对较低等问题;法律监督缺乏针对性的制度与合理的奖惩机制;辩护权保障不足,法律援助生成较晚;法院审理程序与普通案件审理程序有重大差异;法院强制医疗的决定缺乏有效执行的保障。困境成因是多元的、复杂的,既有主观上认识能力、价值取向、部门利益等因素,也有客观上精神病复杂性、资源稀缺、法治环境欠佳等限制。国家只有真正重视精神病人的权利保护,提供制度的物质基础,投入大量资源才有条件健全各项制度,从而保障强制医疗制度的有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