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角下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再思考

我国重刑轻民,公法优位的观念导致追赃活动中司法自治功能缺失。赃物有限制地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是世界多数国家的做法,并不违背价值冲突规则,是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的客观要求,能实现较好的社会效果和交易成本的可控与节约。其中,善意标准应从价格和交易环境两个方面客观考量,善意证明责任应公平分配,并应设立特定物有偿赎回和特殊物品不得回复的限制性规定,以便真正衡平原所有权人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冲突。宜设立善意第三人的补偿制度和国家对被害人的救助机制。在立法完善之前,可以通过法律解释方法和漏洞补充方式进行法律适用。     

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对我国政治安全的影响及对策——以与我国宗教信仰政策的冲突为视角

社会责任国际标准（ISO26000）,在赋予公民接受和从事宗教自由和保持信仰自由的同时,笼统的无区别和限制,这与我国宗教信仰政策存在冲突。它的出台,势必会给国际反华势力对我国进行各种渗透活动尤其是政治渗透提供可乘之机。他们通过宣扬西方的价值观念,开展＂人权外交＂,煽动宗教狂热,制造民族隔阂,培植地下势力,对我国的政治安全造成潜在的影响。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加紧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在立法上明确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限制,完善宗教工作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有关宗教问题的广泛国际合作,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     

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既相关联又有显著区别。中国化是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前提；时代化是中国化、大众化的客观要求；大众化是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在实现路径上，又与执政党、理论工作者、宣传媒体及实践工作者息息相关。     

以限制证据证明力为核心的新法定证据主义

中国证据立法遵循了一种以限制证据的证明力为核心的基本理念，即“新法定证据主义”的理念。证据法不仅对单个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强弱确立了一些限制性规 则，而且对认定案件事实确立了一些客观化的证明标准。这一证据理念的出现，与立法者对证据真实性的优先考虑、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刑事诉讼的纠问化、司法裁判的行政决策化存在因果关系。这一证据理念及其影响下的证据立法活动，固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却带来了一系列弊端。要推动中国证据立法的健康发展，需要对“新法定证据主义”及其影响下的证据立法进行理论清理，并创造条件消除促成这一证据理念产生的制度土壤和文化环境。     

违反勤勉义务之董事对债权人的责任承担

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股东在增资阶段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债权人可以请求未尽勤勉义务的董事承担责任,但就责任的性质和责任的承担方式没有进行规定。董事对债权人承担的责任性质应当是侵权责任,承担责任份额的大小,应当结合过错、原因力和公司法保护利益的特殊性等因素综合考量。董事在违反勤勉义务的情况下,应当对债权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     

扒窃行为的解读与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入刑,作为盗窃罪的行为方式之一在客观上没有数额和次数的限制,使得许多司法实务者认为扒窃由＂结果犯＂变成＂行为犯＂,即只要实施扒窃行为即使没有窃取财物仍然构成犯罪既遂,因而对于一切扒窃行为都要定罪处罚。文章认为,虽然扒窃行为没有数额和次数限制,但是扒窃与普通盗窃所侵犯的法益是一致的,其仍属于结果犯范畴。对扒窃行为的认定要受刑法总则第十三条＂但书＂规定的制约。     

刑事错案纠正的偶然性

我国设置审判监督程序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弱化错案的消极影响,然而事实证明,依靠申诉启动再审程序的结构性缺陷、司法机关自主纠错的动力受限、司法人员主动纠错的内在症结导致审判监督程序四种救济途径在纠错方面的整体性失灵,引发错案纠正呈现为一种偶然性的现实,违背立法对审判监督程序的价值期待。     

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公共安全与政府责任——以食品安全事件为视角

社会存在一定的风险。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以及多样性、广泛性和人为性的特点。与风险相对应的是安全,尤其是备受关注的公共安全。其中,与民生有着密切联系的食品安全由于发生的频次高、危害范围广、原因复杂、后果严重,更是考察政府职能的一个参照。在如此的背景下,相关部门应当建立并完善风险预警机制、食品安全信息公布与通报机制、食品安全检验和检疫机制以及重大事故处置机制,以应对风险。     

医患纠纷的法理解读——一个社会本位观念的视角

近些年来,我国医患纠纷的发生屡见报道,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传统的关于医患纠纷产生原因及解决方式的探索大部分局限在制度设计层面,对于医患关系中社会观念的分析并不多见。事实上,医患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社会观念与当下的法制不匹配,在这个意义上,仍然坚持从制度上寻找解决医患纠纷的方法必然不得其法,对于医患纠纷等社会矛盾的解读,当下学界的研究应逐步转移到对于社会本位观念及行为的研究上来。     

政府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探讨

政府决策是政府行使国家管理职能的有效工具和手段,它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政府决策失误”一旦酿成,轻则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财产损失,重则会造成人员伤亡。有权力即有责任,问责“政府决策失误”是建立责任政府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