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监狱行刑法治化的思考

监狱行刑法治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监狱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它要求监狱必须有完备的行刑法律体系,具有执行刑罚的单一功能;行刑活动必须遵循行为规范的要求。同时,领导思想价值理念的现代化,监狱权责的明晰化,是实现监狱行刑法治化的关键和保障。     

论“坦白从宽”的法律化

本文针对社会上流行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悖论和实践中存在的“侦查破案用政策,审判处理难兑现”的困惑,以及在沉默权制度冲击下法律界和舆论界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质疑,试图结合实践与理论,为“坦白从宽”正名,探讨在我国建立坦白从宽的法律制度的意义,引导法律立足现实的价值取向,实现刑罚惩治和预防犯罪的最佳效应。     

安乐死的民法学思考——亦谈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

关于安乐死问题学者多是从哲学、宗教、伦理、医学等诸方面进行研究,而较少从民法基本理论角度进行分析。本文拟尝试以法益分析的方法从民法学之生命权和人格尊严权角度对安乐死做一初步考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选择安乐死是自然人的一项天然权利,应给安乐死合法地位。     

我国行政程序法治化之反思

我国行政程序法治化虽然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从比较行政程序法视角和行政程序法在我国行政法治建设中发挥的实际功能与其应有的功能关系之视角这两方面来看,仍然需要对其进行反思。借助马克思·韦伯所倡导的类型分析法为工具,以行政程序法所调整的行政活动类型以及行政主体在该活动中的程序角色为基点,选择行政决定、行政法规、行政规定为变项,可以将我国行政程序法建构成司法模式、立法模式和行政模式的行政程序法。而对我国行政程序法反思之重点就可以借助于司法模式的行政程序法、立法模式的行政程序法和行政模式的行政程序法的分析框架来进行。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解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主题。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有力保障。法治体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方面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杠杆。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就必须实现国家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方式的法治化。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因为法治是国家的法律之治、现代之治、有效之治、稳定之治、长久之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入手,深入开展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     

Reforming me softly – how soft law has changed EU return policy since the migration crisis

Abstract

In the wake of the 2015/2016 migration crisis, EU policy-makers have urged returning more irregular migrants.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the EU has adopted a series of non-binding documents for European administrations (such as the EU Return Handbook) and agreed on informal return deals with countries of migrants’ origin including Afghanista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EU’s shift towards soft law has not altered the EU’s return policy in a profound way. Yet, it has managed to ‘convert’ EU return policy by emphasizing a particular interpretation of existing hard law (towards more restrictive practices and a stronger focus on ‘efficiency’). The soft law approach has also allowed policy-makers to signal action in times of crisis at lower legislative and sovereignty costs.     

论国际贸易领域中的“私法行为公法化”

2017年夏天以来美国在中美贸易之间频频制造摩擦并对中国的相关立法和企业行为发起挑战,其表象是美国政府作出的决定,但实际上背后私人企业是始作俑者;它们所涉及的问题实质是私法行为公法化现象及其理论。历史地看,"私法行为公法化"自近代国际贸易出现之日起,就已经存在,只不过美国政府将其表达的更为直接而已。私法行为公法化意指私人将蕴含营利性的动机、目的等意志的行为通过特定形式变成国家意志的行为或过程,它影响或干预国际贸易,以实现其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之目标;通过它,私人部门对国际贸易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并体现为国际贸易的国内与国际法律规范,进而对后进的国家之国际贸易产生制约。应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能仅限于政府之间,企业等私人部门的参与也至为重要。     

我国生态补偿法治化路径探究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就要以法律来规范和调整与生态补偿相关的各种社会关系,运用法治化办法清晰界定生态资源的产权,明确生态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本文梳理了生态补偿法治化的理论逻辑,分析了我国生态补偿法治化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破解之策,希冀能对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有所帮助。     

如何使传统习惯法律化——以台湾地区的祭祀公业为例

祭祀公业作为台湾地区特有的民事习惯和制度构建,因其研究样本的唯一性和在复杂社会环境下的适应性,可谓是法制现代化过程中考察中国传统习惯变迁的"活化石"。其一波三折的法律化进程以及在法律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主要争议,如存废之争、性质之争、继承资格之争,对于大陆现有因"祭祀文化"兴起而产生之相关法律问题的解决和今后民事习惯的立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兵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改革

我国现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广大农工的生产积极性,维护了土地承包经营长期而稳健的发展。但是由于兵团的特殊体制,使得团场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缺乏物权的保护。兵团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改革,必须建立兵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公示制度,依法保护土地承包经营者的物权权利;依法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创新,最大限度地优化土地资源的利用;进一步规范土地承包费用,切实减轻职工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