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基本课题

在司法文明指数报告中,考察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基本思路,包括设计二级指标和测试题目两方面内容。通过分析指数报告,可以发现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情况总体不佳。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应当强调发挥法院的作用;而未来改革的基本课题,包括如何防止权力主体滥用自由裁量权,以及如何为权力主体依法行使职权提供必要的外部保障。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测谎权

山木集团前总裁宋山木强奸案向我们提出了被追诉人有无权利要求测谎的问题。只要在刑事诉讼中允许使用测谎技术,无论是允许其作为证据使用还是仅仅将其作为审查判断证据的手段,被追诉人单方面向法院申请测谎,实质上均是一种试图向法院澄清事实真相的诉讼证明行为。被追诉人的测谎权是一种相对权,而非绝对权。鉴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测谎只能作为审查判断言词证据的方法,尚不能作为独立的证据适用,因此法院是否批准被追诉人的测谎申请,应以有测谎之必要为前提。     

谨防诉讼调解过度化

鉴于诉讼调解在彻底解决纠纷、实现案结事了方面确实具有判决难以比拟的优势,诉讼调解在司法政策上得到支持,在司法实践中受到欢迎,具有足够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但是,我国原有制度已经为法官优先选择调解提供了充分的激励,在此基础上再大力强调调解,采取多种措施激励法官调解,有可能会造成诉讼调解过度化乃至强制化的局面。这种局面不但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影响司法权威,阻碍我国的法制建设,也不利于审判效率的提高。因此,必须谨防诉讼调解过度化现象的产生。     

Community-based Justice and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 Case of Woman Pursuing Separ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女权保护不仅是立法的任务，更须在司法中得到落实，如何适用法律对妇女权利保护至关重要。在民国一起妇女诉请别居案中，虽然《中华民国民法》并未规定别居制度，按照民法传统理论，当事人不能享有诉请别居的诉权。然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官秉持社会本位司法理念，突破法律常规，以保护妇女权利的社会价值共识指导司法过程，赋予妇女诉请别居的诉权，并在别居后的权利义务安排上予以照顾，从而使妇女权利得到了保护。     

我国公益诉讼主体之界定——兼论公益诉讼当事人适格之扩张

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对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是对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和制度的重大突破。新民事诉讼法确认非实体利害关系人具有作为公共利益提起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但并未明确规定哪些机关和组织可以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这有可能增大公益诉讼实际运作的难度。因此,明确公益诉讼启动主体就成为构建并运行该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诉讼信托的确立是公益诉讼当事人适格之扩张的适当出路之一。     

政府辟谣行为可诉性分析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加深，面对社会公众的质疑和猜忌，政府辟谣行为日益普遍。错误的辟谣信息不仅严重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同时也会损害公众的合法权益。依据辟谣行为性质将其分为政府信息公开类、行政指导类和不属于职能范围的一般性辟谣三大类，针对不同类型的行为，尝试在目前法律框架下探究司法救济思路和相关制度的改善。     

解读无人领会的语言——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评析

我国通说对《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医疗侵权诉讼案件举证责任的规定存在重大误解。医疗侵权诉讼的证明责任只能由患方承担,对此类案件证明的困境应参照西方国家通过使证明责任负担与提供证据责任负担分离的机制及特定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与特定证明标准相挂钩的机制来加以化解。     

十告九诬：清代诬告盛行之原因剖析

清代诉讼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诬告现象的普遍,有"无谎不成状"之说。究其原因,可以理解为在清代特定的司法结构之下,百姓的策略行为与官员策略行为的互动导致了清代诬告现象的泛滥,因之也成为清代司法的"顽疾"。就百姓而言,面对官府的"抓大放小"式的司法管理,选择诬告这一策略行为作为回应,以使案件得到官府的受理和重视。就官府而言,诬告犯罪本应是严厉惩治的行为,却因官员规避审判责任的策略行为而被轻纵,这使得百姓诬告的风险降低,从而鼓励了诬告行为的发生。     

论行政诉讼标的——以行政撤销诉讼为中心的考察

行政诉讼标的作为行政诉讼的客体,是判断当事人是否重复起诉、解决客观诉的合并、诉的变更以及确定既判力客观范围的依据。行政诉讼标的范畴的界定,应取向于其诉讼功能,立足于行政诉讼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以指导行政诉讼制度实践为目标,力求在"权利的有效救济"与"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之间达到平衡。行政诉讼标的作为诉讼法上的技术性概念,权利主张说较契合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制度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翦论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策略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和为之奋斗的目标。要实现依法治国,必须加强公民宪法意识培养,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健全宪法机制,制约行政权力;用宪法理顺党政关系;建立宪法诉讼制度;进一步健全我国宪法监督的程序,树立宪法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