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法律自治——韦伯论现代法律的自治性

韦伯的社会学是作为包括法律科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而出现的,为我们理解法律现象提供了一个基于社会理论的＂外在视角＂。以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为基础考察法律自治性的社会理论依据,可以为我们理解包括法律自治在内的现代法律现象提供一把钥匙。     

论宪法的公民程序权

宪法与程序紧密相联，而宪法的公民程序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对于宪法的实施和人权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合理性——基于言伴语境理论的考察

只有在特定语境下才能达成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言伴语境对意义生成具有重要作用。法律解释的言伴语境是当下案件事实。法官处理案件时在其前见的指引下根据法律规定选择、建构案件事实，根据案件事实赋予法律文本以语用意义，并且在语境和文本、案件事实和法律文本之间的多次循环往复中实现解释者和文本的视域融合，使法律文本的意义不断丰富和完善。刑法未规定期待可能性，但对其适用体现了言伴语境对文本意义的作用，因而其存在具有合理性。适用该理论不会打破法律的安定性和灵活性之间的平衡，法官因此而行使自由裁量权不违背现代法治精神。     

论注意义务阻却事由

注意义务阻却事由主要包括被允许的危险和信赖原则，它是传统过失犯理论适应发展变化的现实生活需要的必然结果，具有缩小过失责任的功能。从国外的情况看，被允许的危险和信赖原则经由判例逐步占据稳固地位，现被广泛适用。在我国，注意义务阻却事由的地位还没有得到形式上的肯定。但事实上，它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发挥着作用。被允许的危险和信赖原则应当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中有所体现。     

罪责的客观化与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命运

当代刑法对风险控制与危害预防的强调,使得罪责概念的内容经历了重大的变化。随着对行为人的控制能力的强调,以选择自由为基础的传统规范责任论被废弃。期待可能性被从责任论中剥离出来,其重要性也日益呈下降的趋势。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当代所遭遇的命运,折射出刑法任务观的重新定位对刑法体系中具体制度与理论的重大影响。     

我国法治建设三十年与国家检察官学院的创建

从新中国建国之初,我国的检察教育培训工作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尤其是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的三十年问,我国的检察教育培训工作更是逐渐走向了规范化和规模化.目前,国家检察官学院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正确领导下,已经成为我国检察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要阵地,为中国的检察事业输送了大批高素质的人才.     

试论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与国外刑事证明标准相比，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存在过于理想化的“客观真实”，缺乏操作性等弊端。需要对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进行重构：即区分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对定罪程序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在量刑程序中对于控方主张判处死刑的情形应适用“排除一切怀疑”的证明标准。     

补救成本、价值损失抑或获益赔偿?——瑕疵履行救济的研究

瑕疵履行时,法院是施加救济成本还是价值损失的赔偿是合同法的难点之一。赔偿计算方式的选择必须体现期望损害赔偿的目标。目前流行的Peevyhouse规则、经济浪费规则和价值损失规则都有明显缺陷,而综合考虑意图、合理性以及政策则是目前规则的最好取代。而且获益赔偿可作为补救成本、价值损失之外的第三种可能实现期望损害赔偿目标的计算方式。我国现行《合同法》过于强调救济成本虽总体可行,但没有认真对待救济成本与价值损失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考虑获益赔偿的可能性,并不妥当。未来《合同法》应在此方面进一步完善。     

党的领导写入 1982 年宪法的历史回顾与新期待

1982年宪法制定时,对于是否要写党的领导,在政治、思想领域曾经有激烈的交锋,因为邓小平的决断,党的领导最终由全国人大会议通过写入宪法.而在宪法中如何写党的领导,也经过了反复考虑的过程.彭真认为,在党的威信下降,党的领导受到怀疑和反对的情况下,就不能将党的领导写成一种主张,只有阐述党在20世纪领导中国人民所做的几件大事,才能寓理于实,统一思想.但由于以写历史代替写主张,又导致序言中党的领导缺乏确定的内涵,即便参与立宪的先贤们对其中的诸多问题在认识上也存在模糊和不统一的情况.不久前,中央公布制定党内法规五年规划纲要,决定以制定党内法规的形式将党的领导的各类事项予以制度化,这是落实1982年宪法中党的领导的重大措施,给人以新的期待.     

推进公安社会管理创新回应社会的新期待

推进公安社会管理创新是时代的呼唤,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保障人权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需要.公安社会管理存在管理观念落后、管理与服务错位、体制机制不合理、基层警力不足、民警素质不适应创新等问题.应以理念创新为先导,创新公安内部体制,创新管理运行机制,发掘社会管理资源,完善公安绩效考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