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奋斗：共产党的政治本色

2002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西柏坡考察时,与老区人民一起回顾了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的光辉历史,重温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的重要论述,他说,“要完成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完成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要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我们要走的路还长得很,我们肩负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还会很多,我们必须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显然,在新世纪新阶段,全     

单位贷款诈骗：新刑法的立法疏漏及完善

贷款许骗犯罪是目前发案较多的金融诈骗犯罪之一,而单位贷款诈骗不仅在贷款诈骗中占相当比例,又具有犯罪数额大、造成实际损失大及严重扰乱金融管理秩序和贷款管理制度的特点,故为了遏制此类犯罪,必须高度重视惩治单位贷款诈骗犯罪。但由于立法的疏漏,司法实践中就单位贷款诈骗如何处理     

外国刑法中犯罪成立要件的实质化

罪刑法定主义应当是形式与实质的统一,以此为基础的犯罪概念和犯罪成立要件也必然具有形式与实质的内容。不同法系的国家实现犯罪成立要件实质化的途径各有千秋。     

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侦查问题研讨

2006年伊始,中央对商业贿赂进行专项集中治理,这是我们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展开的一项新的攻坚战。3月11日,最高人民检院检察长贾春旺同志在向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铿锵有力地指出:"加大打击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力度,积极参与发展中的专项治理行动,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这为我们指出了2006年反腐败斗争的重点和方向。因此,本刊特邀请高等院校的刑事诉讼理论权威专家、学者,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大案要案指挥中心的一线负责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的案件侦查负责人等各方代表来共同研讨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等问题,并以专题研讨的形式将研讨实况在本刊刊出,以飨读者。     

论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犯罪控制

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犯罪控制间存在着辩证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是最重要的犯罪控制措施，有效地进行犯罪控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当前犯罪控制存在的与构建和谐社会不相适应的地方有：犯罪控制力不强，犯罪高发态势未能得到有效抑制；诱发犯罪的因素较为普遍存在；矛盾转化工作力度不够。进一步强化犯罪控制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高度重视犯罪控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加大公安、司法机关的改革力度；切实抓好综合治理工作，尽快扭转公安机关孤军作战的局面；进一步打造一支高科技、高素质的刑侦队伍，提高侦查破案能力等。     

警钟

女贪官花500万元打造胴体今年前些时候,媒体披露的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职工李文娟,因举报该局非法减免税收遭到打击报复,被两次辞退、劳教一年。而打击报复李文娟的就是该局女局长刘光明。刘光明靠着“权色交易”,先后当上了税务所长、税政科副科长、科长。为了摆脱“年老色衰”     

非法运输爆炸物犯罪“主观故意”的认定

基本案情 李甲和李乙为同村的叔伯兄弟，李甲为炒制炸药，租用李乙的贷车。二人一起购买好炒制炸药的原材料拉回李甲家。两天后，李甲炒制好炸药，给李乙打电话说：“晚上帮我拉点贷。”李乙表示同意，后二人在运输炸药途中被公安机关查获。在整个过程中，李甲没告诉李乙自己买这些材料的用途，请其拉贷时也没说是拉炸药。在侦查阶段李乙供述自己知道李甲买这些东西的用途，因为本地炒炸药的人多，自己了解炒制炸药所需的材料，知道李甲买这些东西就是去炒炸药。两天后请自己拉货，知道就是拉炸药。     

从学派论争角度解读犯罪本质

现代法治社会“,罪刑法定”已成为共识,然而,对犯罪本质的认识仍是学派纷争的焦点,其中最经典的当属西方刑法学说史上刑法客观主义与刑法主观主义的对立。剖析学派论争及其所持理论的困境,笔者认为,吸收刑法主观主义以及刑法客观主义的合理思想,从国家和公民两个视角来理解犯罪的本质,对于我们更清楚地理解犯罪的涵义和我国现有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完善,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两抢"犯罪现状及打击防范对策

目前 ,“两抢”犯罪正在全国蔓延 ,今后将成为我国社会治安的一个突出问题。因此 ,必须建立打击防范“两抢”的长效机制 ,这就要充分发挥公安机关整体优势 ;推行以指挥中心为龙头 ,交巡警为依托的快速反应模式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情报信息进行分析整理 ;规范摩托车管理和交易市场 ;加强对旧手机交易市场的控制 ;提高群众防范意识 ;进一步完善法律 ,严惩犯罪分子。     

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关于监听的法律思考

监听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其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监听的采用又严重侵犯了公民隐私权，因此，各国都对监听的采用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防止侦查机关滥用监听，过度分割公民权利。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对监听缺乏明确规定，这不利于保障公民人权，应当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