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的亲属免证制度

中国古代的亲属免证制度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项具有代表性的制度,在中国古代历代法典中则具体体现为“亲亲相隐”或“亲亲相为隐”等原则,这种亲属间相互容隐、相互免于作证的特权在我国被沿用了两千多年,由此也折射出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本文拟从我国古代亲属免证制度的历史发展入手,就我国刑事诉讼免证制度的立法现状展开分析,并提出确立我国亲属免证制度的构想,以期对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刑讯逼供的证明机制

对刑讯逼供存在与否的证明属于程序性事项的证明,其证明同时涉及一般的证明标准和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明机制问题。刑讯逼供的事实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对这种事实的证明在实践中很难完成,因此应当明确:刑事实体法追诉中的刑讯逼供证明的证明责任由新的公诉机关承担,证明标准也应于普通案件中的证明标准有所不同,同时,法官不应承担证明责任。     

质疑袁红冰的《质疑不可质疑者》

质疑“以事实为根据”的若干论说本身就经不起质疑。案件事实是一个没有被界定清楚的模糊概念,它不仅指客观事实,也可指确证事实和法律事实。客观事实在诉讼中不可把握,但导源于它的确证事实和法律事实具有可操作性。“以事实为根据”是支持法治的原则,我们应当在分析的基础上坚持它。     

“沈从文体”走红

熟悉沈从文的人大概都喜欢他的这句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很多人借用这句话来向心爱的人表白。然而,这句充满感情的话,最近被网友集体模仿,掀起了一股新的"沈从文体"潮。"我跑过许多次的步,忍过许多顿的饭,办过许多张的健身卡,却只得到过一个最残酷的事实:     

价值的歧义与判断的迷失——对我国司法判断模式之反思

"价值"一词的诸多歧义及人们对它的误读导致司法判断模式上的迷失以及该领域内"泛化的价值主义模式",其在刑事法学领域亦有突出表现。这带来的诸如将规范判断误认为价值判断、将价值判断引入事实判断中等谬误对当下中国法治造成深远的负面示范效应。必须在司法判断领域将此种泛化的价值主义模式驱除出去。     

票据行为实质要件之否定

长期以来,票据法理论除强调票据行为的形式要件外,还把票据能力和意思表示作为票据行为的实质要件。但是,票据能力和意思表示若具有实质要件意义,则与票据行为的要式性、文义性、无因性、独立性等特征相矛盾,也与促进票据流通的票据法理念相冲突。从票据法及票据行为的个性考虑,票据能力欠缺和意思表示瑕疵仅能作为一种抗辩事实,而不能以此否定票据行为的效力,即票据行为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实质要件。     

没有打不开的心门

正案情邓某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塔水处职工。2002年11月,邓某与谭某各自驾驶拖拉机去为博斯坦牧场拉棉花。途经牧场一丁字路口上坡处时,有一不超过2.5米高的照明线横跨道路。因二人的车均无法通行(邓某驾驶的拖拉机车厢高3.25米),邓某就上     

发票对合同主要事实的证明力探析

发票作为税收管理的记账凭证,形式严格,蕴含的交易信息丰富,在各类合同纠纷诉讼中经常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发票对于合同事实的证明力问题虽已有所探讨并总结出一些结论,如增值税发票的抵扣与合同履行之间的证明关系等,但多限于个案分析,尚     

专利侵权诉讼公证证据实证分析

证据作为证明法律事实的依据,是人民法院居中裁判的重要砝码。在民事诉讼中,不能被有效证明的事实即视为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却未能适当举证的一方往往要对此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在诉讼中对证据进行完整收集,将一系列法律事实通过证据予以证明并构成一条完美的证据链条,对于案件的结果至关重要。     

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的证明方式和证明标准

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事实与犯罪构成事实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是用于证明犯罪构成事实存在的证据法事实。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应当适用严格证明,与犯罪构成事实的调查相独立,确立“先行当庭调查为原则,法庭调查结束前进行调查为例外”的调查程序。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应当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证明责任,适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