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捕公判大会”不宜为之

公捕公判大会,顾名思义即指通过召开群众大会的形式对数名、数十名甚至更多犯罪嫌疑人公开宣布并执行逮捕或进行宣判。其目的主要在于震慑犯罪分子、号召群众揭发和打击犯罪、表明打击犯罪的决心和信心,并对群众开展法制教育等等。     

刑诉法修改，彰显人权保障理念

时隔十五年，刑事诉讼法——这部与公民权利息息相关、与打击犯罪密切相连的大法迎来了第二次“大修”。     

索维大：见证“深挖十二年”

【改革开放，都来大上海淘金，鱼龙混杂。原有的警力。显然是不够用了。】 1999年7月，上海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由公、检、法、司及监狱、劳教、民政部门主要领导组成的市深挖犯罪线索工作协调小组和办公室，建立了多部门联动机制，整合司法资源，打击犯罪。这既是有中国特色法律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也是新形势下政法系统创新警务模式的有益探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海峡两岸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司法互助案件的规定

为落实《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进一步推动海峡两岸司法互助业务的开展．确保协议中涉及人民法院有关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司法互助工作事项的顺利实施．结合各级人民法院开展海峡两岸司法互助工作实践．制定本规定。     

移动设备电子搜查的制度挑战与程序规制——以英美法为比较对象

评估执法的正当需求和手机用户的合法权益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程序规制命题。移动设备搜查对警察权力的重要性和公民权利保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应当将移动设备视为人们具有合理信赖的一个信息隐私空间。英国、美国的手机搜查规范上的域内不统一导致搜查实践的多样态、公民权利的保护缺陷。但其应对证据的移动电子化的基本思路——根据信息种类或其他变量进行立法,区别对待搜查条件——对中国相关搜查问题的解释和解决具有镜鉴意义。我国需要考虑确立获得搜查批准的原则,通过类型化规则给执法提供明确指导,并且明确搜查后的系列权利保障,进行电子搜查规则的适时调整与动态平衡。     

浅议公民个人悬赏缉凶

在我国 ,由公安机关发布悬赏通告已有法可依 ,并且已为社会公众所广泛接受 ,但对于公民个人悬赏缉凶 ,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结合刑事悬赏制度的历史与现状对此进行探讨 ,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刑事悬赏制度 ,进而有利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     

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及其产业化的科学界定

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就是为以预防和打击犯罪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共安全领域提供产品、技术或服务的产业。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是指形成社会公共安全产业的产品、服务或其活动以及支撑这些产品、服务、活动的科技等活动从不具有产业性质（或状态）逐渐转变到充分具有产业性质（或状态）的全过程，或从较少具有产业性质（或状态）转变到较多具有产业性质（或状态）的过程。     

职务犯罪监听规则之构建

作为现代社会侦查犯罪的一种常用技术措施,监听体现了公权力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与公民个人基本权利之间尖锐的冲突。各国的监听立法及实践证明,监听手段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所产生的张力可以通过对监听明确立法予以缓和消解。因此,借鉴外国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现状,对监听进行立法,使之有效运转,以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价值冲突是必要且可行的。     

立案监督在实际工作中的难点与对策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强化了检察机关的程序性权力，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拥有立案监督权，将侦查活动有效地纳入到检察监督之下，使检察监督权更加明确。这是国家权力机关基于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需要，通过立法对侦查权和检察权进行再分配，进一步加大了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力度。     

以兵法简论公安指挥决策

《孙子兵法》是中国最为著名的谋略学专著,其中一些重要原则和观点,非常值得以打击和防范违法犯罪为主业的公安工作借鉴和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