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财产保险合同中的保险利益

保险利益制度是保险制度的核心内容,对维持保险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保险利益的讨论都非常热烈,对我国财产保险利益进行探讨,对于完善我国财产保险立法有重要作用。本文首先阐述了保险利益的基本理论,接下来分析了我国财产保险合同立法规定的进步之处与不足之处,文章最后论述了如何完善我国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立法问题,以期对我国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立法有所帮助。     

从闽南方言俗语看闽、台婚姻旧俗——《闽南话漳腔辞典》札记

本文认为,<闽南话漳腔辞典>(中华书局2007年版)是方言志、亦是民俗志著作;"以风俗解释方言,即以方言表现风俗"是方言学、亦是民俗学之道.本文从<闽南话漳腔辞典>收录的闽南方言俗语及其释义部分举例取证,描述或补述闽、台婚姻旧俗之若干情节,说明和证明闽、台两地民俗文化的共同性.     

榕台木雕像

我国的木雕艺术源远流长，大约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木雕艺术品，是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距今七千多年的木雕鱼和辽宁新乐出土的木雕鸟。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化与聚合融汇，我国逐渐形成了浙江东阳木雕、浙江乐清木雕、福建福州木雕、广东潮州木雕这四大木雕流派，     

从"部门间政治模式"看美对我台军售决策特点

罗伯特.帕斯托(Robert A.Pastor)提出的"部门间政治模式"(Inter-branch Politics Model),用国会─行政部门的互动过程作为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解释工具。通过用这一模式分析可以发现,美国对我台军售决策具有如下特点:行政部门在对我台军售决策中居于主导地位;国会积极介入对我台军售决策,对行政部门不断施压以推动对我台军售升级,是对我台军售的积极推手;国会的政策常具有挑衅性,行政部门相对而言会更多地从战略角度出发,扮演的是较为理性和务实的角色;美国政府并不是单一的行为者,最终的对我台军售决策是不同部门之间的平衡术。     

全面加强自主创新 努力实现新的突破

坚定不移地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之路,是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确定的今后五年全省工作总体要求的重要内容和一大亮点。"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深刻总结了浙江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深刻反映了浙江人民坚韧不拔、勇于创新、奋发图强的创新创业精神,是浙江增创新优势、实现新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之路。为了认真学习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本刊从这一期起,开辟"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专栏。希望各级党政领导、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来稿,发表真知灼见,畅谈思路想法,为实现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为共同创造浙江的美好未来献计献策。     

发挥藏学研究民间性优势 积极开展反“独”促统工作——在中国统促会七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上的发言

各位副会长、各位常务理事:3月4日,是胡锦涛同志对台工作“四点意见”发表一周年。深入贯彻落实“四点意见”,开展反“独”促统工作,对我们藏学研究机构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之一,现在我结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对台工作中的工作体会,谈三点认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事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政治使命,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研究新情况 探索新途径 取得新突破

一、在资源开发上实现新的突破 1．着力拓展智力汇集的新平台。一是创建海外留学人员创业基地。以高新同区为载体，创建海外留学人员创业基地，下设若干个创业园，拓宽引进先进技术的路子和先进管理经验的高素质人才。     

中美建交前后美国售台武器及其政策的确立

卡特政府 1979- 1980年曾考虑向台湾出售一批先进武器 ,其决策过程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同时进行 ,影响了美方在建交谈判中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卡特政府的决策过程为此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确立了模式 :售台武器是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而被使用的 ;其决策过程是一个官僚政治斗争过程 ,总统在这一过程中具有最大的和最终的发言权 ;国会具有很大的影响能力 ,但并不参与决策本身。     

台、港、 高师教育管理体制述评

台、港、澳高等师范教育管理体制有其特点。本文在对台、港、澳高师教育管理体制概述的基础上 ,从办学模式、校院长遴选、校内管理体制、依法治校、自主办学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与乡制变迁

中国传统社会千年相承的乡村体制只是在近百年内才发生转型.在乡制的转型中,虽然交织着国家权力强化与社会力量成长的矛盾性发展,但占主流的始终是前者.自晚清以降,支配与指导乡制改革的价值理念始终是工具主义,即仅仅将它作为强化国家权力控制力的手段,作为一种新的更有效的治理工具,而没有同时强调其制约国家权力、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内在价值.因此,一旦国家权力感到不再需要,就完全有可能将基层政权的民主自治性质弃之不顾.这种缺陷,既直接反应在乡制变迁的曲折历程上,也反应在现行乡镇体制的实际运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