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警务教育制度分析及借鉴

民国时期是警务教育起步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对于警察教育上体现出内容、种类丰富化,在教育内容上注重警察全面发展且注重对专业类警察的针对性教育;在管理方面亦出台了众多法规,体现了法制化的特点,对于现今警务教育来说有一定的借鉴和分析意义。     

民国时期社会政策教学研究和实施探究

民国时期,我国开始采用现代社会政策以解决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当时的社会政策教学和理论研究,已经取得系列成果,有的还颇具水平。虽然南京政府均在一定程度上实施社会政策,但由于系列原因,当时的社会政策并没有起到稳定社会、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     

末代皇族如何寻求新生

1912年,清王朝终结。在此后动荡的历史中,末代皇族有人变卖家产、吸毒偷生、悲凉死去;有人认贼作父、投靠日本当了汉奸。那么,皇族中有没有自食其力的代表人物呢?仅举几例。末代皇叔载涛:宁练地摊不当汉奸载涛是光绪皇帝的胞弟、溥仪的七叔。尽管宣统年间他和两位兄长共同执掌过清朝大权,可到了民国年间沦落到了极点。每天凌晨天不亮,载涛就要到北城德胜门外的"鬼市"(黎明前开市,天一亮就没了)摆摊,全家人勉强糊口。载涛没有其他活路了吗?当然     

民国第一位女公务员

2011“辛亥百年”的背影还未走远．2012“民国百年”又悄然到来。民国时代那些柔美女性的才情、个性与人生已如点点落花，飘散于历史的尘埃中，只能在文献里找到蛛丝屿迹。然而她们的美丽、忧伤，其实也是民国社会大变迁的生动注脚。套用张恨水先生的《红粉世家》，我们叫她们“民国红粉”。     

袁克文“卖字疗饥”

袁克文（1889—1931），字豹岑，别署寒云，他和恭亲王奕沂的孙子溥侗、河南都督张镇芳的儿子张伯驹、“东北王”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并称为“民国四大公子”。在北京显赫风光的时候，袁克文才华横溢，集书法、诗文、戏剧、鉴赏等诸多才艺于一身，一度被人称为“京华名士”。     

裁判文书中的同步录音录像之功能研究

法律、司法解释对于同步录音录像预设了"再现讯问全过程"、"及时全面固定证据,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强化对讯问活动的监督,防止刑讯逼供的违法讯问行为的发生"等应然功能,但司法实践中同步录音录像的实然功能如何,少有论及。裁判文书是诉讼活动结果的载体,也是研究同步录音录像在司法实践中究竟发挥何种功能的绝佳样本。着眼于同步录音录像之功能完善,应坚守"全程、全面、全部"的底线要求,增加对违反同步录音录像规定的程序性制裁后果,有效回应其作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直接据以定案的实践需求,适时解决《诉讼规则》与新《刑诉法》之间规定不一致的现实矛盾。     

检察资讯

湖南道县安化县道县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讲座下乡进村道县人民院预防职务犯罪部门结合高检院第四次职务犯罪联席会议精神,借助道县县直机关青年干部下乡进村当第一副支书活动的契机,到五个乡镇七个村对青年干部和村镇干部进行职务犯罪预防讲座,特别是对村镇专项资金的运用进行法制讲课,受到听课干部的一致好评。     

论民事公益诉讼中法官依职权发出文书提出命令——原理证成与限制性适用

在民事公益诉讼中,证据偏在的问题更加严重,仅依靠当事人申请文书提出命令,难以保证公共利益的维护。基于职权探知主义,人民法院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可不受约束性辩论原则的限制,有必要也有义务依职权发出文书提出命令以维护公益。但就我国现有的规范而言,文书提出命令制度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所规定,司法解释不能为法官创设权力,且职权发出提出命令具有单向性偏失,弱化了文书持有人权益的审查保障程序,易致程序正义受损。因此在适用时,应当将文书的范围限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6、47条之内,在作出裁定前应先向当事人释明由其申请,在当事人不申请的情况下,法院依职权作出裁定,并须对心证过程进行详细说理。     

民国初期黑龙江省女子教育简述(1912—1931)

民国是近代中国快速转变的历史时期。清末新政后,各个地区开始重视女子教育,黑龙江地区作为满清政府的"龙兴之地"和边陲重地,在各县区也大规模开展了女子教育,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直到九一八事变之前保持着稳定发展。论文分析了黑龙江女子教育背景,具体分析了女子教育的不同层次;认为黑龙江女子教育的开创,突破了禁锢思想的束缚;提高了女性的自身素质,对民国初期全国女子教育的进步做出相应的贡献。     

虚假诉讼犯罪的打击与防范——以杭州市检察机关联动打击虚假诉讼为例

虚假诉讼,是指当事人出于不合法的动机和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利用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采取虚假诉讼主体、事实及证据等方式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利用虚假仲裁文书、公正文书等具有执行效力的法律文书,申请法院执行,使法院作出错误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