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制定之法治变革——从北京出租车换型事件谈起

北京出租车换型事件所引起的思考不仅仅是行政上的,更是法律上的。制定公共政策尽管在传统上被认为属于行政管理学的范畴,其作为一种科学活动不应与法律发生联系。但是,法治化的进程不可避免的影响到这一行政管理的传统领地,公共政策制定的法治化是公共政策行为发展的大方向和新动力。     

略论公正执法标准

公正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是一种蕴涵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普适性、公众理念。它承载了人们在权利与义务分配方面所期待的最理想的状态,它植根并支撑起国家宪政体制的秩序大厦。公正执法是检察机关的“立检之本”,是衡量检察工作的永久性标尺。从我国目前的法治结构、司法体制、执法现状来分析,公正执法的标准问题主要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体制标准。司法公正的制度标准是指一个国家应当确立司法权独立行使的宪法原则,并据此建立起独     

自治与法治的协调统一——从长春亚泰案谈行政协会的性质与法律监督

经过二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 ,我国出现了如律协、足协、注册会计师协会等具有自治属性的社会组织 ;这些组织具有全体性、自治性和公权力性 ,承担着原由政府部门行使的管理职能 ,成为公共行政的主体。对这些组织既要予以法治监督 ,又要注意保护其行业自治权 ;在司法审查时 ,需要从设置诉前行政救济程序与合理限定司法审查范围等方面防止司法权过度介入其自治权。     

我国公证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吴爱英出席公证法实施两周年座谈会（等4条）

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召开；罗干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持久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中共中央政治局建议党的十七大于10月15日召开；我国公证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吴爱英出席公证法实施两周年座谈会。     

从两起特殊案例看自首舆立功制度的完善舆适用

自首与立功是中国刑罚裁量申两项从宽处罚制度。就自守而言，父母诱子归案在实质上符合构成自守的关键之点，应当视此种情形为自动投案。就立功而言，将举报人的亲历性、举报材料来源的合法性规定为必备要件，属于法定条件之外的附加判断条件，既于理不合，又于法无据。正确理解法律所蕴含的法治精神以及立法技术，是执法者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     

论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法律运动——“法治浙江”建设的宏观思考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国际组织努力推进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法律运动,制订或正在制订若干个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法律规范。这些国际法律规范均强调了地方政府自治的必要性,规定了地方政府权力配置和行使的基本准则,对于世界各国的地方政府改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应密切关注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动向,加强地方法治建设。浙江法治建设已具备良好的国际环境,也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今后应努力促进宪政基础建设,充分领会和认识“法治浙江”建设的基石范畴。     

沈家本与中国近代法治文化

无论是从对中国传统律学的批评总结角度,还是就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创设视角,抑或是从中国近代法学理论的开拓而言,沈家本都对中国近代法治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全面系统地梳理沈家本对近代法治文化的贡献的同时,我们也应对沈氏的功绩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     

论社区矫正与“法治浙江”

社区矫正起源于英美,它集中体现了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目前在许多国家中,适用社区矫正的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监禁人数。中国在前几年尝试行刑社会化改革过程中,开始移植“社区矫正”制度试点工作,最近正准备在城乡全面推广。浙江省作为流动人口众多、市场经济相对较发达的省份,在倡导“法治浙江”进程中,继承和发扬“枫桥经验”,完善“社区矫正”的体制,对创建和谐社会,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长江三角洲区域规划实施的法治保障体系研究

从多方面看,长江三角洲区域规划和实施都需要有立法来作为保障,制定长江三角洲统筹发展的基本法律——《长江三角洲区域统筹发展法》是一个现实的选择。该法的形式应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立法原则应当包括合法性原则、民主性原则和区域性原则,内容应当涉及区域发展政策工具、法律责任等方面。在制定《长江三角洲区域统筹发展法》的基础上,应当通过对三省市地方立法文本的修改,消除地方立法中的冲突。在执法方面,应当建立专门的区域协调机构以负责对长三角区域规划实施过程中的执法问题进行协调。在司法方面真正落实司法独立的理念,在现有司法体制框架容许的范围内建立具有一定中立性的跨省市的司法机构,以消除司法权力地方化,并为中国司法体制的改革提供经验和借鉴。     

中国农业立法体系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法治视角

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发展农业经济,需要从农业产业自身的特点出发,依法治农,完善农业立法体系.从农业发展的自身规律出发,概括论述农业立法体系的基本体系,从纵向看中国农业立法分为5个层次,从横向看主要涵盖17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