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投票与民主参与研究——以“多数的暴政”为考察中心

无论是政治思考还是政治实践,人们对公民投票都存有某种程度的迷思,但公民投票也有着潜在的多数暴政的危险。从亚里士多德在政体分类中拣选出民主政体的第五变种,认为这种以多数意志为依归的变态政体会压迫居于少数地位的高尚公民,到联邦党人殚精竭虑地设计出双重的政府结构以帮助消除党争对于美国的危害,再到"多数的暴政"这一说法不足以承载托克维尔对于未来人类状况的担忧,都可以作为怀疑和不信任公民投票的理据。在现代民主政府已经普遍在国家权力中嵌入人民的权力的情形下,公民投票的基本用意,亦即让更多公民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定中来,不应遭到太多的扭曲。     

论民族身份权

民族身份权成为民事法学的增量研究对象,既是法律化、权利化和民事化的法律权利,又是民族法学融合民事法学研究的研究对象,还是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的产物。据此,构建民族身份权既有特定的权利范围划定其初步界线,又有权利身份根据提供其理论根源,还有若干权利属性内涵丰富其理论体系,更有权利系统内涵确立其基本地位,最终成为有独立宏观定位的法律权利,合力构建特色的民族身份权学理体系。     

美国反倾销申诉者行为的效果研析

美国反倾销申诉者一般有两种主体:企业、工会或行会。对于提起反倾销申诉的弱势产业而言,作为个体身份的企业申诉者尽管很积极,但是最终获得肯定裁定的可能性低于作为集体身份的工会或行会申诉者。这充分证明了集体身份在美国游说政治中更具有生存能力。此外,行业规模也影响反倾销申诉结果。申诉者一般会通过单独申诉和联合申诉两种形式进行申诉。相较单独申诉而言,行业规模较大的联合申诉者更容易获得肯定裁定。这一结论对于中国应对美国对华反倾销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赖声川戏剧中的台湾外省人形象及身份认同

赖声川在有关台湾外省人形象的剧作中,呈现了外省人第二代在身份认同上的心路历程。这些外省人形象,折射出他们从最初承继父辈的大中华观念,至意识到这种观念的现实障碍,再从两代人不同的生命体验出发,重新思考、调整对自身处境的认知,理性地容纳对台湾的在地情怀和对大陆的民族血缘、中华文化的精神传承。对此客观、准确的解读有助于我们对台湾社会的一个重要侧面之理解,为理解和把握两岸关系提供有益的启示。     

价格合谋的识别与规制——基于反垄断法视角的分析

价格合谋是危害最严重的限制竞争行为,是反垄断执法的重点和难点。我国《反垄断法》列举典型价格合谋行为并予以严格禁止,主要适用的是本身违法原则。在现行的价格合谋反垄断执法框架下,应进一步完善价格合谋的识别要件,明确引入合理原则,建立综合性惩处机制。     

青少年组织认同意识的萌芽与培育体系探析

分析青少年群体身份认知、群体社会认知与组织认同意识的相互关系发现,青少年组织认同还处于萌芽阶段。培育青少年组织认同意识,可通过构建群体身份培育体系,以发展青少年群体身份认同意识;构建青少年社会化发展培育体系,以发展青少年群体社会认同意识;构建青少年的同伴教育体系,以打牢组织认同意识培养的潜在基础;建立活动化教育策略体系,以丰富青少年组织认同过程体验。     

私家侦探的刑法学分析与法律规制

2010年,北京市各级人民法院连续审理了十余起私家侦探犯罪案件。这次集中审理不仅吸引了广大媒体的高度关注,同时也使得人们再次对私家侦探这一特殊行业进行反思。自1992年资深退役警察端木宏峪先生在上海开办中国第一家私家侦探机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以来,私家侦探这一行业便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发展起     

从灭门逃犯到佛门高僧的17年转变

他是穷凶极恶的杀人凶手，与同伙用极端残忍的手段制造了灭门惨案他是浙江享有盛名的高僧，结识各路名流，屡次赴国外游历讲学。他的两种身份转变间，横亘了17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他终没能逃过“清网行动”。     

德国国际私法关于识别的理论和司法实践研究

德国国际私法认为，识别源于对冲突规范所使用之“体系概念”的解释，发生识别冲突的原因在于内、外国实体法存在体系差异，内国实体法体系中存在漏洞，内国实体法和国际私法之间存在体系差异。在识别冲突的解决上，存在法院地说、准据法说和独立识别说等三种主要理论。在德国国际私法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地说占据主导地位，但法院在一定程度上也采纳独立识别说，作为法院地说的必要补充。采用独立识别说时，法院一方面要对冲突规范中的体系概念进行广义解释，突破其在内国法律体系中的内涵范围，兼容外国法的相关制度；另一方面要从法律体系、文化背景等方面对外国法制度进行比较法分析，以确定其功能和目的。如果能够确认该外国制度和内国某一体系概念在目的和功能上具有对应性，就可以将该外国制度纳入该概念，从而拓展冲突规范的适用范围，否则就必须发展新的冲突规范加以应对。     

加强大型工程项目社会风险治理 消除衍生灾害隐患

从2011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爆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多时间,其对生态环境、国民心理以及社会经济的影响至今未能完全消除。这显示出大型工程项目在造福人类的同时,本身也隐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即大型工程存在长期的、深刻的社会风险。类似的大型工程项目,如三峡水利工程,对库区地质灾害的影响;大型海上钻井平台,存在溢油而导致海洋污染的威胁,上述衍生灾难的风险影响日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由此凸显了大型工程项目社会风险有效治理的紧迫性与必要性。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系列大型工程项目相继启动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