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控制论视阈看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作为特殊意识形态的自然科学技术,无论从社会演进的宏观动力机制看,还是从其微观动力机制看,都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社会意识形态虽然在宏观动力机制上处于从属的地位,但从微观动力机制上考察,对历史进程发展的迟速则具有决定性意义。     

对创新的哲学审视

创新是21世纪的时代特征,也是21世纪的时代精神。创新的本质是属人性的发展。创新的历史特征表现为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人类在不断的创新实践中存在和发展。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启示——评《风险社会》和《世界风险社会》

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是一种重视制度面向的社会学批判理论,其认识论基础是反思的现实主义,其理论预设是等级秩序的存在.中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开始进入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理论透视出中国在现代化反思能力、法律系统、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的互动、环境法基本原则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应然与实然——刑事被追诉人知情权的现状评析及其扩展

刑事被追诉人(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知情权(或称知悉权)是伴随程序主体地位的确立而提出来的.现代刑事诉讼理念要求在诉讼构造的设计方面,努力追求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结合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就需要强化被追诉人的防御权体系,以追求攻防的相对均衡,而知情权则是这一防御权体系的前提和基础.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被追诉人知情权的规定尚存不足,需要强化并改进.对被追诉人知情权的探讨离不开对现有法律规定的分析,需要从实然与应然的角度做出评析,不仅要明确知情权,而且还要保障知情权的实现.     

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空坐标

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间坐标,应当着眼于“后礼法”这样一个关节点。在“后礼法”时代,既要认真对待“礼法”时代之“礼”在“后礼法”时代的历史遗留物,更要积极应对“后礼法”时代本身对于中国法学提出的挑战。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空间坐标,应当从“中国与西方”这种传统的法学空间图式,转换到“中国与世界”这一新的法学图式中来。在传统的“中国与西方”图式中,现代性的中国法学话语主要是由西方法学来定义的,在“中国与世界”图式中,现代性的中国法学话语主要是由世界法学来定义的。通过建构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空坐标,有助于中国法学树立起自我意识与自主观念,承担起为世界法学做出“中国贡献”的责任。     

祛魅与自足:政治理论对宪法解释的影响及其限度

宪法学究其根本是为了适用宪法而对宪法文本进行解释的宪法释义学。但是,由于宪法文本的不确定性,在宪法解释中纳入政治的考量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同样的宪法条款,在不同的政治理论引导下,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解释结果。考察政治理论对宪法解释的影响是一种社会科学对法学的逻辑自足的祛魅,是有价值的。但是,随意选择作为宪法解释“背景规范”的政治理论,会导致解释的恣意,损害法的安定性价值。所以,必须根植于本国的制宪历史、规范环境和宪法文本去容纳政治理论论证这种“外部论证”,消解其对宪法解释确定性的损害。     

浅谈监狱警察职业化建设

监狱警察职业化是维护监狱安全稳定、提高行刑效率和改造质量、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保障,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文章就监狱警察职业特质培养的基本内容、主要途径,职业化建设的法制保障作了具体分析。     

论苏区精神

苏区精神是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方志敏等领导培育形成的一种伟大革命精神。其内涵博大精深,归纳起来就是"坚定信念,求真务实,执政为民,艰苦奉献,廉洁奉公,争创第一"。其中最具中央苏区原创特色的是"求真务实、执政为民、廉洁自律、争创第一"。它是中国革命精神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井冈山精神在苏区时期的深化和发展,是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先河和源泉,在中国革命精神链条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犯罪国际化的动因及特点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的开放性为犯罪的国际化提供了方便，各国法律、政策的差异性刺激了犯罪的国际化，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犯罪的国际化提供了技术支持．全球化引起的“失范状态”加剧了犯罪国际化的倾向。全球化形势下犯罪国际化是以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为其主要手段、以有组织犯罪为其主要形态、以毒品犯罪和洗钱犯罪为其典型犯罪类型并以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为其主要发展趋势的。     

WHERE IS THE VILLAGE GOING? MAINTAINING AND INCLUDING CULTURAL STRENGTHS TO PROTECT CHILDREN ORPHANED IN KENYA

This article is the result of a master's thesis about children and their universal right to be included in a family environment. This is not only protected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but also intuitive to human beings. HIV‐AIDS continues to threaten lives of children, particularly in sub‐Saharan Africa in the form of orphaning. Looking at a case study from Kenya, it is revealed that, while legal protection is yet to be fully realized in the state, strong cultural norms of value are alive. Currently, the extended family system is the greatest protection to children orphaned or at risk of being orphaned. However, this system was made invisible in the domestic laws of Kenya under the Children Act 2001. This neglect calls for questions not only regarding the protection cultural norms may offer, according to the best interests of children, but also as to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being created with the new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