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兴:晚清政治体制模式与政治伦理的悖离

发生在清朝末年的同治中兴,虽在形式上保全了清政府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权组织形式,但其政治体制模式却遭到结构性破坏———中央集权权力向地方督抚下移,而中兴所倚重的中兴名臣仍然抱持儒家封建政治伦理,造成清末政治体制模式与政治伦理相互悖离,双方均失去了在政治建设中的合法性和积极意义。其矛盾运动的结果,使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新陈代谢的过程曲折而漫长,甚至迂回不前,并出现晚清政局特有的征象。     

梁启超：以“政体进化”为特色的中国宪政主义活动家

中国社会由君主专制向建立近代民主国家急速变化的大转折时期,作为近代政治家的梁启超与古代改良派划清了界限,即他将政治变革的希望明确地建立在“国民运动”的身上,这与革命派并无二致。然而与后者不同的是:其思想表现为重“政体理化”而抑“国体革命”,即希望通过“国民运动”,建立起以近代政党制度为主导,和向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而这种内阁又必须执行“保育政策”,便从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各领域扶助民力、民智以及参政能力的增长,使整个国家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向世界强国的发展。梁启超的思想包含着深刻的革命内容,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要实行国体复辟的时候,他便旗帜鲜明地发动了倒袁护国战争。     

洗钱罪的保护客体探析 --兼论本罪在刑法分则体系中的地位

洗钱罪保护的客体即洗钱罪所保护的利益,洗钱犯罪既侵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又侵害了经济管理秩序,但洗钱犯罪所主要侵害的法益为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今后,随着<反洗钱法>的出台,刑法分则中惩治洗钱行为的具体罪名也应加以修订,应将洗钱罪置于妨害司法罪之中,同时鉴于惩治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洗钱犯罪的特殊性,刑事立法有必要创设新的罪名给予特殊保护.     

简论以法治腐--学习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

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治理腐败与民主法制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不仅为我们指出了防治腐败的根本方法,也为我国政治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整体思路.     

非法证据证明责任问题探析

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关键性和深层次问题。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真正在我国得以确立并切实发挥作用。参照外国关于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立法规定,我国应遵循利益均衡、诉讼便利和适当发挥法官职权原则,以构建我国的非法证据证明责任体系。     

刑法学课程内容设置探讨——高校不同层次、不同专业刑法学课程教学内容的安排

刑法学体系结构庞大,刑法学课程可根据该体系的重点难点以及培养目标、实际需要等因素确定教学内容的安排。在专科、本科兼招的高等学校,既有必要安排好大专层次各专业的刑法学课程,又应该考虑好本科层次各专业刑法学课程的设置。     

公司对外担保效力的实务解读

《担保法解释》暗含禁止公司为股东与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之意。在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思路是: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公司为公司股东债务提供担保有效。在幸福实业担保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场是: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公司为公司股东债务提供担保也一律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司对外担保效力问题的立场有些含混。     

政治文明与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

政治文明作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人类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文明成果,是一个以制度建设为主干,包括政党政治、民主政治、法治政治的完整体系。其实质就是要实现政治结构、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的法治化。因此,政治文明的发展必然会推动和促进法制现代化的发展。     

命案侦查中警察的心理调适

2004年年初开展的全国公安机关“侦破命案专项行动”使各地公安机关都将“命案必破”作为公安工作的首要任务,面对比以前更加高标准、严要求,公安机关面临更多的压力和更高的工作强度。在命案侦破中,警察将面对巨大的压力;警察在命案侦破中要调节自己的心理状况,以适应工作的要求。     

论过失危险行为应当犯罪化

传统的过失犯罪都是实害犯,而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现代化器械的广泛应用,过失犯罪危险化已受到学者的关注,本文论证了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的理论基础不仅仅是主观过错,更在于其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的现实意义在于实现刑罚的目的。另外,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只应存在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中,在设置刑罚时应遵循谦抑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