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环保督察:压力型环境治理模式的自我调适—一项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案例研究

本文旨在利用内容分析法全面展示中央环保督察这一中国环境治理场域下的最新治理实践。中央环保督察的启动是中央政府对压力型环境治理实践中失衡的央地关系、府际关系和政社关系的主动调适,并试图消解因上述关系失衡可能引致的合法性风险。环保督察的实施一方面实现了环保压力的再传导,并通过引导地方政府的注意力来塑造其对环境治理的长期偏好,另一方面也通过建立督查信息链改善了央地间的信息不对称。但由于环保督察内生于压力型体制,因而其领导、组织和运行的微观机制还无法摆脱对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这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环境治理实践的特点:复杂繁重的环境治理任务呼唤进一步完善以法治化为核心的常规治理,但替代性治理机制的匮乏使中央在短期内仍需借助高规格的环保督察来倒逼地方政府完善常规治理。     

战“疫”:制度保障与人民力量

“己亥末,庚子春,荆楚大疫,染者数万,众惶恐,举国防,皆闭户,街无车舟,万巷空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的强大政治优势。经过各方努力,全国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防控工作开展越趋有序,防控措施推进越趋迅速,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防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疫情防控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绩,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保障与人民力量的优势并存。此次,我们将围绕治理能力、公民素质、社会心态、舆情引导、依法防控、应急管理、干部形象七个关键词,深刻剖析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的优势与力量。     

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的区域空间与制度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和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不同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的制度差异性和不同关税区的空间异质性,使其广域的治理体系建构面临挑战。从"区域主义空间"理论和多层级治理理论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不只是产业聚集、技术外溢和区域创新所自然演化的经济地理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主导的、在一个新的特定区域空间尺度上展开集体行动的多层级治理框架。地域性治理和功能性治理是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两种治理类型,其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达成制度性集体行动。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区域治理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达成主要依赖两种类型的区域制度,即工具性制度和"身份提供"制度。因而,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实现区域治理类型和区域制度类型的有机融合。     

宏观经济治理的经济法之道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做出了系统安排,明确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的战略方向和重点举措.经济法处于宏观经济治理法治化的核心地带,《建议》关于完善宏观经济治理的部署,对经济法提出了优化制度安排、提升制度效能的要求,也为其进一步发展指引了方向.宏观经济治理的经济法之道,应放置于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的语境中来探寻.经济法致力于宏观经济治理的着力点在于其将国家治理宏观经济的问题转变为法律治理国家宏观经济治理权力的问题,在于其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所设定的体制结构和程序机制,即以通贯良法善治逻辑的体制、机制和程序设计来确保科学合理公平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根据“有效市场”和“良法善治”的内在要求与基本逻辑,经济法对宏观经济治理的制度安排应遵循“法治与正当程序”原则和“民主与多元共治”原则,其主要内容包括宏观经济治理权的体制性配置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机制的设计,核心领域是国家规划法、现代财税体制、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制定、健全与完善.     

为黄河流域绿色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强调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分行将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勇担使命、服务大局,进一步加大对黄河大保护的支持力度,助力内蒙古实现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引发的治理挑战及其应对

人工智能在助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大优势,但其对人类社会也具有深层次和颠覆性的挑战。当前,人工智能面临技术扩散难以管控、人工智能风险源的不可预知性以及人工智能治理的责任主体的边界不清晰等根源问题。虽然当前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引导规范,但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尚未达成普遍共识和一致性框架,因此仍然需要进一步强化和提升对于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探索。一方面要梳理人工智能治理的可行路径,同时也需要加强在实践层面的应对措施。     

项目公共品的效率修复机制：代理人治责激活——以湖北阳新W村“一事一议”项目的实践状况为例

项目制度设计中因代理人激励不足存在公共品供给效率损失的问题，探索代理人激励问题的解决路径成为优化公共品供给效率的题中之义。实践发现，激活代理人治责是解决代理人激励的有效路径。具备治理责任的代理人会积极平衡项目受益方的权责利体系、采取竞争性的项目争取方式、辅助群众自治组织的成立、监督群众组织的公共性，保证群众低成本高效率地参与到公共品供给中，从而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一事一议”项目供给的自主空间、地方政府的政治压力传导、熟人社会的面子激励是代理人治责激活的重要因素。执行主体治责激活后往往会对项目供给产生积极效果。如此，政府可在制度设计上考虑代理人的激励空间或在基层探索运动式治理常规化的机制，稳定代理人激励，保证项目公共品的供给效率。     

需求识别·精准供给·数据治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之道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强调供给又要关注需求。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需求存在主体的多样性、对象的差异性和发展的动态性等现实困境,必须重视其真实需求的识别以及精准有效的回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解决"供需错位"的问题,强调以精准的供给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以供给能力的提升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供需矛盾,实现需求与供给的精准对接。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的数据治理对推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要注重培育和塑造数据治理理念,完善数据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创新数据治理平台和路径建设。     

自我与职业的双重生产:基于网络主播的数字化表演劳动实践

伴随电商直播时代的到来,青年带货主播的劳动激励机制从"礼物打赏"转变为"带货提成",其工作形态也从情感劳动转向数字化表演劳动。数字化表演劳动是指主播通过"养号"、组团、打造"人设"、激活消费者体验等方式,创造出一种区别于线下的购物剧场,从而将粉丝的观看量转化为消费者的订单量。由于主客观方面的限制,基于数字化表演劳动的直播带货会形成不稳定的短期化就业。但"离场"后的主播并不完全切断与直播的联系,而是将数字化表演劳动后置为一种能随时"返场"的就业选择,以此更主动、更具弹性地应对不确定的未来生活。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创造精准服务各类青年数字劳动者的良好制度环境,促使其成为壮大数字产业的生力军和推进数字治理的新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