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贤举能、良法之治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治理理论视域中的贿选及其规制

国家治理的现代性建构,其核心就是“良法善治”.选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的前提中的前提,要件中的要件.然而,“辽宁贿选案反”映出,贿选不仅冲击了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妨碍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而且在客观上也消解了国家治理的公信力,最终对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造成根本性的破坏.为了有效规制贿选,应当推进制度建构,其中包括:选举过程中实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法家的重刑主义惩治贿选,发展和完善适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选举制度.     

区域治理的“良法”建构

相对于全国性法治方略之施行,区域治理在遵循宪法、法律及保持法治战略性统一前提下,积极推进具备“良法”品性的制度构建,跟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情势,科学规划多样性、协调性规范体系;防范区域内歧视性制度屏障,维护区域民众权益,实现“以民为本”在区域制度中引领价值;矫正法律形式主义的体制缺陷,审慎对待区域治理的“规则移植”,积极认同区域民俗习惯的制度意义,真实兑现区域“良法善治”之目标。     

汪习根 汪火良：依法治国与执政为民统一于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依法治国、执政为民，是通过具体的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等法的运行机制实现的。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应是“良法”、“善法”之治，所以实现依法治国、执政为民首先应当制定出反映人民根本利益和意志、符合时代要求和社会、自然发展规律的良法。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体制，     

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可以从宪法、法治、立法、依法执政等多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为此,应当根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强化法治权威和良法善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行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在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论经济法制定与实施的外部性及其内在化

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常常给他人带来非自愿的成本或收益 ,本文称之为经济法的外部性。经济法的外部性 ,根源于经济法的本位利益———公共利益具有显著的经济性与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等特征。经济法的外部性 ,一方面使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性不能得到有效克服 ;另一面使经济法自身的价值受到了不利影响。内在化经济法之外部性 ,须用类似产权界定的方式 ,明确界定中央与地方的经济立法权、国务院各部门的立法权 ,完善经济立法程序制度 ,建立经济立法损害补偿制度 ;须在完善经济法公共实施制度的同时 ,完善经济法私人实施制度 ,建立公共实施与私人实施相互配合 ,相互补充的经济法实施机制     

财税法制建设:财税改革之逻辑前提和制度保障

财税是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法治财税堪称奠基石,而法治发挥作用的关键是良法善治。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因此,财税体制改革是立足全局、着眼未来的制度创新,其成功与否将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财税法律制度建设是新时期财税改革的逻辑前提和制度保障,立法在先,用法制来维护财税改革的合法性、正当性、公平性,使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有效推进各项财税改革的顺利进行,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活力,增进人民福祉,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长足进步。     

法治是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的惟一通途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被媒体称为“第五个现代化”.而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重要内涵和根本基石.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在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的征途中,时隔不到一年,四中全会就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者,天下之准绳也.”就国家治理体系而言,一个国家在治理体系上完不完善,首先就得看法律体系是否健全.如果没有好的法律体系的支撑,国家治理就很难有基本的行动准则,进退便会失据.比如,中央领导屡次批评尸位素餐,甚至强调“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但假如没有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的出台,厘清政府哪些是“法定责任必须为”,就仍然会出现推诿责任、互相扯皮的“踢皮球”现象.且这种“隐性腐败”,也难以受到真正的惩罚.如此,“不作为”就仍有市场.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基础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将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论善治和服务型政府的关系

始于20世纪末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体制改革,推动了政府管理改革的浪潮,善治理论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中逐渐成熟.就我国而言,在传统的行政体制下,崇尚“全能政府”造成机构臃肿、低效率、官僚作风严重,离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要求相去甚远.因此,运用善治理论,从多个角度讨论善治与服务型政府的关系,以推动我国政府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对中国政府的改革和治理机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政坛刮起了“问责风暴”。官员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尚未形成系统化的规范和机制，因而还不能称作“官员问责制”。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实践中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主体和对象及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缺乏监督机制等问题，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官员问责的制度安排包括基本制度规范的设计、组织实施体制与机制的配套和观念意识的培育等内容。     

技术标准中涉及专利的对策研究

国际三大标准化组织在技术标准涉及专利的政策上有着相对完善的规则体系和指导思想.我国技术标准涉及专利的政策和实际情况都存在有待完善之处.应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完善标准制定程序,建立咨询协调机制,进一步推动和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联盟标准,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研制工作,实施技术标准走出去战略.     

关于经济法创新和发展的几点看法

经济法迫切需要创新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是因为经济法的确还存在许多缺陷和问题;二是因为新形势对经济法提出了新要求。经济法要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必须坚持走不断创新和发展之路。仅就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而言,经济法创新和发展的紧迫任务(一)创新价值理念,使经济法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能把“社会公平和正义”奉为经济法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并自觉地将其贯彻落实。(二)创新体制机制1、经济立法的体制和机制应进行集中化、民主化和科学化改革;2、经济法的实施体制和机制也要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和制度创新。(三)抓紧制定《反垄断法》和《宏观调控基本法》。     

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理论阐释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了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基本命题。从理论上阐释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应当立足于主体、价值、规范等三个基本维度,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到国家治理多元实践主体,坚持制度之治、人民立场、良法善治的判断标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抓手,构建多元融合、契合地方的国家治理规范体系,以法治为依托把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经济法典:经济法集成化之历史大势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中,经济法致力于为国民经济运行提供法律的支撑和保障。制定《经济法典》具有完全的必要性和基本的可行性,展示出经济法集成化的历史大势。未来《经济法典》之中,总则对经济法作出基本定位、提供指导规定,分则包括市场运行法、宏观治理法、供求循环法、收入分配法、安全保障法等系列制度。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实现经济法的集成化,彰显经济法的整体形象和特别功能,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法将自信走上世界经济、法律舞台,这将是一项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立法创造。     

“改革决定”与经济法共识

我国历史上的多个重要"改革决定",作为国家一定时期的改革"总体规划",对于经济法的理论共识和制度共识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依循"关系——体制——制度"的线索,不仅有助于发现历次重要"改革决定"对经济法共识形成的影响路径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还有助于揭示历次"改革决定"自身的逻辑主线和经济法制度形成的基本逻辑,从而有助于推进经济法理论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2021年十大全国人大立法脉络

现代法治的精髓,在于立良法、谋善治.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没有良法,便无善治,也就没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2021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继续推进法治领域改革,解决好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写下波澜壮阔的壮丽篇章.2021年,也是近年来立法数量最多的一年,一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中国古代良法善治的思想源流、制度表达与当代传承

先秦儒、墨、道、法四家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实现良法善治的不同治理方式。自秦以降，历代统治者在吸收先秦诸子思想的基础上，阐发对良法善治的追求。在良法善治的制度表达上，中国古代形成了体现传统伦理等级的立法创制，追求慎刑与恤刑的司法实践，重视社会教化与调处息讼的治理经验。古今对良法善治的追求有共通之处，在当代的法治实践中，应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古代良法善治的经验与智慧，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大学生村官的权益及其保障

大学生村官政策是培育新农村建设生力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巩固政权建设的长远战略.目前,在大学生村官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着相关法律不完善、保障范围狭窄、操作性不强、权益救济制度缺失等不足,直接影响大学生村官政策良性运行与长久实施.因此,应明确大学生村官的法律地位,制定《大学生村官管理规定》,成立大学生村官管理协会,完善大学生村官权益的救济方式,从而构建健全的大学生村官权利保障体系,以便大学生村官真正“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     

从善秩到善治:乡村治理有效的法治逻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而治理有效需要建立在良好的治理秩序基础之上.建构基于法治的乡村治理秩序,是从善秩到善治的关键,其取决于村内部治理秩序和村外部治理秩序的良性运转、协调与平衡.逻辑框架在于:村内部层面,村民依法自治、依法用权维权;村外部层面,政府依法行政,推进治理法治化;协调与平衡层面,良法善治、缘法而治...     

美国纠纷解决的体制机制及其借鉴意义

美国纠纷解决体制机制具有几个突出特点:机构设置较健全;行政机关是解决纠纷的重要渠道;调解是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程序规范工作人员廉洁自律。我们应当借鉴美国经验,完善纠纷解决体制机制,健全我国的行政调解,加强行政程序制度建设,完善公务员、事业单位人事争议解决的法律规定、体制和机制。     

论经济法中的国家主体

经济法中的国家主体,具有不同于政府等主体的特殊性。基于经济宪法和经济法的相关规定,国家主体在经济法中具有独立地位,其经济职能的履行和经济职权的行使,应受经济宪法和经济法的约束,以体现国家理性的要求。此外,经济法中的国家主体在总体上是“现代国家”“经济国家”,并在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中具体体现为预算国家、税收国家、债务国家、规制国家等多种国家形态。研究经济法中的国家主体,应结合国家目的或国家目标、国家任务、国家职能、国家理性或国家理由等影响因素,分析具体的国家形态,由此有助于审视法律规定背后的法治原理和法治问题,揭示经济法制度中国家主体存续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并在法治框架下解决国家调制行为的合宪性、合法性问题,切实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依循上述研究路径,有助于提炼经济法中的国家理论或国家主体理论,深化经济法学主体理论乃至整体总论的研究,推动经济法治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