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权益保护问题透视

随着各地暴力袭警案件的频繁发生,警察权益受到严重侵害。警察权益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既包括警察的执法权益,也包括警察作为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警察权益遭受侵害,既有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加剧、公民法律意识淡薄、违法犯罪暴力化倾向严重和法制不健全、对侵害警察权益行为惩治力度不够、暴力袭警成本较低等原因;也有警察自身执法能力不高、自我防护意识不强和防护装备落后,以及公安机关不善于充分利用现有法律武器维权等多方面的原因。由此看来,保护警察权益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采取多方面的措施。     

暴力袭警：警察权威弱化的危险信号——从社会秩序结构谈暴力袭警产生的深层原因及对策

近年来,暴力袭警案件频繁发生,而且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暴力袭警的根本原因是警察权威的弱化。因此,解决暴力袭警问题的根本对策是警察权威的重新构筑和强化。分析警察权威,必须从社会秩序结构入手,搞清警察权威、治安规则和警察客体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浅析群体性事件处置中警察权的行使

群体性事件作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已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公安机关作为群体性事件处置的主要职能部门,需要通过对群体性事件的深入分析和具体把握来实现群体性事件处置中警察权的规范行使。     

警察权特征之研究

警察是社会的安定力,有了健全的警察,公共秩序才能维持,社会安全才能保护、公共危害才能防止。对此,日本警察学者松井茂精辟地阐述到“夫警察之制,无国不有,与武备两相并立。一为防外之备,对抗外国,以保国权;一为治国内之具,约束人民,以伸国法令。二者国家两大实力,俱不可一日缺乏者”。为保证警察职责的履行,使警察在国家与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能充分予以体现,警察权的法律界定及特征描述,便显得极为重要。     

警察权威对乡村社会纠纷解决的有效性推演及其建构思路

从权威客体角度看,纠纷解决依靠的是权威施与的影响力。近年来警察出于对乡村社会治安管理的需要承担了相当数量的民间纠纷解决工作,此现象建构在权威客体对警察权威的有效性预期之上,既体现警察作为公共资源的易获取性,也是权威客体对警察权威合法性产生认同的结果。这种认同本质上发展于警民实践活动的利益共同体中,应通过对乡村社会警民利益共同体的建设强化民众对警察权威的认同,借此重塑警察权威,提高基层警队的纠纷解决能力。     

论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平衡

警察权与公民权作为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一种代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现实的实践中都可能存在冲突。被曝光的佘祥林案、聂树斌案等,都是公民权与警察权之间冲突的典型案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加剧,社会治安越来越复杂,警察权的扩张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警察权力侵犯公民正当权利已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在对警察权力的规制和控制过程中,矫枉可能会过正,当我们大刀阔斧地限制和约束警察权力时,削弱的警察权有可能因力量不足难以维持秩序。厘清二者冲突的根源,在博弈的过程中探寻警察权与公民权的＂黄金分割点＂,最终实现公民权有效保障与警察权高效运行的统一,努力达致既合理维护公民权的正当内容又充分保障警察权必要运行的和谐环境。     

警察权法律规制体系初探

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强制性的国家权力,警察权比一般权力更为明显地具有利与害的"双刃剑"特性。对警察权进行必要的规制是保障警察权发挥积极作用的必然要求。对警察权的规制方式有多种选择,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状态下,法律规制已成为对警察权实行规制的最佳方式。警察权法律规制体系的构成及其各构成环节具有自己特有的内容;应在对警察权法律规制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其进一步完善的途径。     

当代中国警察权发展趋势研究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顺应时代的要求，各级公安机关都在探索新的警察管理和警务改革模式。其中，警察权的发展趋势研究成为一项基础理论研究。警察权的发展趋势应概括为：法治化、人本化、扩大化、社会化、服务化、国际化（区域化）。     

法治精神下的有限警察权分析

法治理论强调政府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所有行为都必须有严格的法律依据,法治精神是警察权控制的理论基础。法治理论的主要精髓为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任何权力都要受到法律约束,应当通过制定有效的法律来限制政府的权力;应当用权力制约权力的方式相互制衡;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保障个人的政治自由,构建有限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依法,自由裁量权应受到限制。在法治精神下,警察权的设置应遵循有限的控权原则;警察权的运行应遵循程序正当的原则;警察的自由裁量权应遵循有限性的原则。     

和谐社会视野下警察权配置问题探析

警察权作为公共权力的一种,本源于人民,应服务于人民。然而,警察权自身的侵略性、扩张性又使它成为一种极具危险性的权力。为此,有必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从法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角度,对我国警察权重新予以科学合理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