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提升党员干部政治能力问题研究--基于安徽省的调查与思考

政治能力是新时代党员干部第一位的能力。当前党员干部政治能力建设中还存在着政治敏锐性不高、政治定力不足、政治担当不够、政治执行力不强等问题,究其原因,既有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因此,新时代提升党员干部政治能力,必须从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出发,从党员干部个人和党组织主客观两个方面切入,既靠党员干部自身努力内外兼修提升政治能力,也要靠组织培养,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功能。     

What do forensic analysts consider relevant to their decision making?

In response to research demonstrating that irrelevant contextual information can bias forensic science analyses, authorities have increasingly urged laboratories to limit analysts' access to irrelevant and potentially biasing information (Dror and Cole (2010) [3];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9) [18]; 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 [22]; UK Forensic Science Regulator (2015) [26]). However, a great challenge in implementing this reform is determining which information is task-relevant and which is task-irrelevant. In the current study, we surveyed 183 forensic analysts to examine what they consider relevant versus irrelevant in their forensic analyses. Results revealed that analysts generally do not regard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suspect or victim as essential to their analytic tasks. However, there was significant variability among analysts within and between disciplines. Findings suggest that forensic science disciplines need to agree on what they regard as task-relevant before context management procedures can be properly implemented. The lack of consensus about what is relevant information not only leaves room for biasing information, but also reveals foundational gaps in what analysts consider crucial in forensic decision making.     

跨境民族因素对阿巴边境地区毒品问题的影响

随着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和阿富汗抗苏战争的开展,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罂粟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毒品产量迅速增加,成为世界毒品市场的重要来源地。阿巴边境地区的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等跨境民族在"金新月"地带的罂粟种植和毒品生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世纪80年代后,阿富汗生产的鸦片主要来源于阿巴边境的普什图人村庄,巴基斯坦的罂粟种植也主要集中在以普什图人为主的西北边境省和联邦直辖部落地区。多年以来,尽管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政府在阿巴边境地区不断采取禁毒措施,发展替代种植,但是均未能清除该地区的罂粟种植和毒品生产。阿巴边境的普什图人、俾路支人等民族长期种植罂粟并参与毒品走私的原因包括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因素。从历史上看,阿巴边境的普什图人有种植罂粟的传统,出售鸦片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从政治上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不能对边境地区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从而为边境地区的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种植罂粟和从事毒品走私提供了条件。此外,一些政党为了拉选票而支持当地人们种植罂粟也是重要的政治原因。从经济上看,种植罂粟的收入要高于种植小麦的收入,贩卖毒品的利润较高是吸引阿巴边境的普什图人、俾路支人等民族种植罂粟和从事毒品走私的重要原因。     

“债随物走”规则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以企业转投资案例为焦点的实证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通过司法解释创造了"债随物走"规则。这一规则在实践中常适用于企业将其重大资产对外投资的交易。现有的相关研究大多认为这一规则是对法人财产独立制度的违反,主要以继受人责任和公司分立作为对该规则进行限缩解释的理论基础。针对这一规则,截至2018年9月的全样本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法院在企业对外投资情形下适用"债随物走"规则有其现实的考虑,其决定性因素包括债权人的类型与新设公司外部投资者的数量。现有相关研究并未意识到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与现有理论相比,资产分割理论可以很好地帮助人们分析"债随物走"规则的制度成本与收益,也更契合目前我国的司法经验,可以为这一规则未来的适用提供指导。根据法院的判决经验与理论分析,法院应仅在转移资产的企业之债权人明显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且资产受让公司外部投资者数量较少的情况下适用"债随物走"规则。     

论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对法官履职是否构成违法审判提供专业意见,是完善法官惩戒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制度创新。对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定位与职能,学界的建议与实际的制度建构并不完全一致。各地在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的过程中,因对其法律地位的理解不深、不透甚至存在偏差,导致其处于“无功能”的状态。作为一个全新的制度设计,在有域外先例可供借鉴的情况下,吸收其有益经验,再根据中国现实国情来建构,是制度建设的有效途径。当前,应根据修订后的我国《法官法》对法官惩戒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在明确法官惩戒委员会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在设立主体、委员构成、设立模式上下功夫,并做好与其他职能部门的衔接工作,确保法官惩戒委员会依法建构并保证制度得以顺利运行。     

商标恶意抢注中特定关系“非特定化”之反思--《商标法》第15条的解释论

商标抢注是我国商标法司法实践中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商标法》第15条专门规制发生在特定关系人之间的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划分特定关系的类型,但未对其含义做明确界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特定关系的判定出现分歧,特定关系的范围因此不断扩大,呈现出“非特定化”趋势。特定关系的无序扩张,在法理上缺少必要性和正当性,既有碍适用《商标法》其他条款,又不符合效率原则、社会成本理论及诚实信用原则的应有之意。为防止特定关系无序扩张,应将契约关系作为解释特定关系内容的核心,法官适用该条款时不宜随意扩大特定关系的内容,应严格按照商标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判断。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体系性反思与建构

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正式确立的,但《刑事诉讼法》中涉及此制度的具体规定又都是操作层面的。据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并不能得以阐释。而依据我国《刑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则可以从形式逻辑、实质逻辑以及价值理念三个维度予以充分证成。由此可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上系《刑法》中的一种刑罚裁量制度,认罪认罚本质上是法定的从宽量刑情节。在定罪层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需自愿承认不法事实系其所为,即构成"认罪",而无需准确评价自身行为的法律性质并准确识别具体罪名;在量刑层面,"认罚"考察的重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应当通过刑法立法的方式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自首制度、坦白制度部分重叠地整合在一起,以避免"概念混同""重复评价"的错误倾向。     

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的制度构建

我国《商标法》2013年第三次修改时首次在知识产权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责任。实证分析表明,惩罚性赔偿在商标侵权诉讼中适用甚少且适用不规范的问题突出,未能充分发挥其遏制侵权行为的预期作用。究其原因,主要存在适用条件不明确、赔偿基数难确定、程序保障不充分等问题。为规范适用,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的作用,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其制度构建:一是强化程序保障;二是明确适用条件;三是完善赔偿数额的计算;四是厘清惩罚性赔偿与法定赔偿的关系。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基于陕西省延安市索洛湾村的调研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基层政权的迫切需要,是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应然选择。但是,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党员结构不平衡,在党意识不强,农村干部本领恐慌,管理制度、监督机制不健全。需要通过选优配强带头人,提升党员队伍素质,增强服务效能,提升乡村治理能力,落实主体责任等路径,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促进全面从严治在农村落地生根。     

“党建”与“共建”:形塑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双重逻辑——基于杭州市D区的考察

从党的政策表述及当前实践来看,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形塑过程蕴含着“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党建”的出发点是巩固党的组织优势和执政基础,表现为基层组织体系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覆盖”,进而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准备条件。“共建”要求探索“一核多元”的治理模式,既要实现基层党组织对“共建”力量的联结和协调,也要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同步推进群众自治、社会共治和公共服务。“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呈现,亦关联着社会治理研究范式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