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案件事实认定说理的不同维度——以彭宇案一审判决书为例

彭宇案判决书是我国近二十年来出现事实认定难题的典型裁判文书,其影响深远,值得重新审视其事实认定说理。本案中就调查程序事实的说理可以依据现有规则进一步补充。由于实体法理论上的争议,对本案中适用公平责任的要件事实存在说理困难。本案的主要证明对象为双方是否相撞这一核心事实,对此同样应当充分说理,但可以在原判中依据经验法则的说理之外寻找替代方案。在证明评价上,本案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认定相互矛盾的诉外笔录和法庭陈述内容,也即两个矛盾的直接证据的证明力。此外,经由法院外人士在社会大众间传播的"媒体事实",因其影响民众对司法的信赖,也应得到重视。     

监察案件中法院对言词证据的审查判断

《监察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监察证据具有进入刑事诉讼的资格,但是该证据能否作为最后的定案证据还需要看它是否具备证据能力。现行《监察法》并未对证据的审查制定相关细则,在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背景下,完善法庭对监察证据的审查对查明案件事实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言词证据是监察案件的主要证据形式之一,但在获取言词证据的过程中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故而需要加强对言词证据的审查。应当在刑事诉讼中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要建立调查人员出庭制度,重点审查被调查人口供的自愿性。     

行政复议20年:实质性化解7成案件

近年来,增长较快的案件类型为工商领域和食品药品领域,反映出市场活力不断释放,行政争议正逐渐向市场监管相关领域转移。同时,信息公开类案件数量呈现出"爆发式"增长。要增加行政复议的吸引力,就得在体制上下工夫,让它变得更加独立、公正、权威——对地方政府作出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不服怎么办?对地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作出的工伤鉴定不服怎么办?对公安执法不服怎么办……这些问题常常出现在普法网站的搜索词条中,多是群众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有异议时的求助。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除了行政诉讼外,行政复议也是化解行政争议的主要救济制度。     

上海一中院庭审首次适用二审独任制

法庭上,法官为何唱起“独角戏”?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首次适用二审独任制,即由一名法官审理的方式,公开开庭审理一起健康权纠纷上诉案。当天,另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亦适用独任制审理。这是全国法院启动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后,上海一中院首次适用独任制审理简单民事二审案件。此前,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二审案件一般由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     

济宁中院 一切为了让群众满意

一站式便捷诉讼服务、深化司法公开阳光工程、强化辨法析理工作……一系列司法为民举措,彰显了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为民的情怀。济宁中院始终坚持公正司法,不忘司法初心,牢记职责使命,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认真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积极探索司法便民利民新机制,及时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建房款收条里的“讲究”

在审判一线工作的8年期间,我先后在3个业务庭室办理过各类民商事案件。其中有一件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的案件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是因为这个案情还算得上是曲折离奇,案件背后反映出来的农民朋友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常识的欠缺问题十分值得注意。     

土耳其调解制度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商贸的频繁,土耳其各种纠纷急剧增加,法院的审判压力越来越大。土耳其司法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共有252.12万件诉讼案件,2017年激增至359.42万件。2012年以来,土耳其不断扩充法官队伍,司法机关每年增加约800名法官,但由于案件增速过快,目前平均每位法官每年审理案件的数量仍达到800件以上。     

品格证据的客观获取与规范使用

近些年,一大批重大刑事案件被社会各界密切关注,案件事实背后牵扯出的被告人品格更是被公众热议。被告人品格证据,因其承载的犯罪事实、主观恶性、犯罪动机以及深层次原因等犯罪情节,这些本该体现被告人责任刑与预防刑的大小,是案件裁量重要参考依据,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公众不仅审视被告人,也审视人民法院在适用品格证据方面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