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监察言词证据的规范性思考

监察机关所收集的言词证据在查明职务犯罪案件中起着重要作用。言词证据之取、审、排是监察机关利用其在刑事诉讼适用过程中主要涉及的方面。监察机关收集的言词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出现一定空白,主要因《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对证据规定上存在不同。监察言词证据的规范化路径应满足言词证据的取得必须符合既真实又合法的标准;移送审查起诉阶段要将所有与职务犯罪相关的言词证据移交检察机关进行严格审查;最后则需经过审判机关对非法言词证据的认定与排除,其过程也必须符合严格的程序要求以及对人权的保障。     

论我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不能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建构起了中国式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其中的许多规定堪称中国刑事证据立法的重大突破,被官方寄予厚望。但考虑到规则自身的不完善、配套制度建构的困难以及来自观念、体制等宏观层面的障碍,规则适用的前景不容乐观,很可能出现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不能。     

审判阶段非法言词证据排除之认定标准--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

2012年修订的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基本吸纳了“两个证据规定”的相关内容，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升到基本法层面，同时将非法证据排除扩展到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实践中，非法言词证据却遭遇排除难的现实困境。新刑诉法设定了以取证手段为重要内容的“非法方法”来判断言词证据排除与否的标准。在“非法方法”的认定上，应结合取证手段对被审讯人的人身侵害程度及意志强迫程度综合认定。在同样需要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作出排除时，     

刑讯逼供的根源及其对策——以刑事案件证据新规定为视角

刑讯逼供是错案发生原因之一。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有多方面原因,思想原因有受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较之查出案件真相而言刑讯逼供无足轻重;制度原因主要有我国未在事实上确立无罪推定原则,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不完善,侦押分立制度的缺失等;实践方面原因有司法投入不足,侦查技术水平低下,对刑讯逼供处罚不力等。我们要消除刑讯逼供产生的思想根源,确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刑事诉讼价值观,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以遏制刑讯逼供。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探讨——兼论《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以及适用模式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内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从总体上可以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以及通过非法证据所获得证据,即"毒树之果"。《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从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角度规定了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及其操作程序,没有规定对实物证据的排除,也没有提及"毒树之果"。非法证据排除规的宗旨并不是为了防止司法误判,而是为了抑制官员滥用权力侵犯人权。作为一项程序性制裁手段和一种权利救济手段,为达到抑制警察非法滥用职权的行为和保护民众不受非法侵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不能仅仅限于非法言词证据。     

贩卖毒品案件言词证据问题探讨

毒品的贩卖是毒品从制造到消费过程的主渠道和中心环节，故贩卖毒品罪是毒品犯罪中涉及范围最广的一种犯罪。证据是案件的生命和灵魂，实践中如何针对贩卖毒品案件言词证据的特点，正确充分地收集、审查、判断贩卖毒品案的言词证据，并依据言词证据定案，成为公诉工作中值得探讨的课题。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主要指以非法方式收集言词证据,以非法定程序获取实物 据,以非法定主体提供证据和以非法定手段获取各种证据。确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 法方式收集的言词证据应采取一般排除原则,非法定程序获取的实物证据应采取相对排除原则 非法定主体提供的证据应一律予以排除,而非法手段获取的各种证据应采取区别适用排除的 则。此外,应设定排除规则的例外情形。     

联合国死刑证据政策与我国死刑证据制度的完善

联合国鼓励废除死刑,但不强制废除死刑,适用死刑必须严格遵循程序法和实体法。我国死刑案件的审理,需要通过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健全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直接言词原则及传闻规则、提高判处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补强证据规则,来提高死刑案件的质量,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     

全部为间接证据案件的审查

全部为间接证据的案件往往表现为言词证据缺失或者言词证据表现为间接证据的案件。全部为间接证据的案件,是一种较特殊的案件,因而其证据的审查判断必须遵守特殊的规则,其中包括间接证据的属实性、一致性、完整性、排他性和合理性。通过"链接法"、"排除法"、"反证法"的运用,得出唯一的、排他的正确结论。     

构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的基本思路

通过认知心理学基本原理,构建言词证据形成过程的心理学模型,揭示在这一复杂的认知过程中,言词证据的客观性极易受到诸多不自觉心理现象的影响。通过对西方证据规则的分析,得出西方证据规则主要是针对言词证据设计的结论,这一特质正是源于立法者对言词证据客观性的极度不信任。基于上述分析,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以言词证据的规制为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