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制度的现实困境

信访制度,一个曾被认为是表达民意和救济司法不公的途径,近年来,不断受到批判和质疑。甚至,已有人认为,信访制度的存在是与司法权威性的根本矛盾。解决信访制度的诸多问题,不止要求信访制度的重新定位,而且需要以整个司法制度的完善和有效的民意表达途径的建立为前提。本文分析了信访制度的初衷以及其面对的现实困境,并探寻了解决问题的必要途径。     

论规避法律的信托

信托制度是建立在法律规避基础上。追求真善美是信托之规避法律的动因,委托人和信托人之间坚实的信任是信托中规避行为得以实现的深层次原因。     

流动人口犯罪及其预防研究

"流动人口"的概念产生于我国特殊的户籍制度下,流动人口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因此产生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流动人口犯罪率高就是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论非法证据排除及其规则完善CSSCI

本文围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语境下非法证据的内涵展开论述,提出非法证据应当是通过违法手段获取的且侵犯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证据,特别指出通过侦查谋略获取的证据一般不属于非法证据。非法证据的适用范围应当涵盖所有取证人非法获取的证据和所有证据种类,应当包括有罪和无罪证据,非法获取的符合客观事实的证据也应当包括在内。最后,文章还就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提出了建议,要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的概念和内涵并适当扩大其适用范围,并健全适用的例外制度,同时要规范排除规则和排除程序。     

格式合同的经济分析

<正> 导论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合同中采用格式条款的称为格式合同。格式合同的最大特点在于相对方在订约中居于附从地位。相对方不参与协商过程,只能对一方制订的格式合同条款“要么接受,要么走开”,而不能就合同条款讨价还价,因而相对方在合同关系中处于附从地位。所以又称为“附和合同”。     

论清末商法的实施及其效果

中国封建社会并不存在独立的商法制度。制定私法性质的商法是晚清修律的重要任务之一。清末商法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商事立法,在近代法制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对清末商法的实施机构、清政府对商法的贯彻施行、民间对商法的遵守等方面给予必要的研究。清末商法的制定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末社会经济的发展。     

论行政规定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

在现行法律体制下,行政规定不属于法律渊源,不是行政诉讼中法院必须适用的法律依据。但行政规定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在现实社会中具有重要的规范功能。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对行政规定既不能完全抛开,又不能完全信任。为了回应社会现实,应当在形式法治的框架内,融入部分实质法治的要素,附条件地承认行政规定的效力,并由法院依照这些条件和规则予以审查。     

论医疗纠纷诉讼中的证据协力义务

由于医疗活动的高度专业性,因而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存在证据偏在、医患武器不平等严重问题。证据协力义务是居于准确、公正、和谐、效率等的价值基础,其在医疗纠纷诉讼中的适用具有正当性。建议通过医疗机构的阐明病历义务,对证人、鉴定人违反证据协力义务的制裁,证人拒绝提供证言权等规范来弥补医疗纠纷诉讼中证据协力义务的结构性缺失,以增加医疗纠纷诉讼中证据协力义务规范的可预测性。     

医疗侵权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分配的流变

我国对医疗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进行了几次重要的修改,从而出现了医疗侵权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分配的流变,大体分成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医疗举证责任都有很大的改变,笔者就每个阶段的医疗举证责任特点进行详细的阐述并分析其中转变的原因。同时,笔者就《侵权责任法》对医疗举证责任的修改进行了评析并给出自己的司法解释建议。     

论行政滥用职权司法审查的界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将滥用职权作为法院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理由,在行政权不断扩张的今天．该规定的内容使得司法权可以对行政主体的栽量活动进行审查,为防止行政权行使的肆意提供了司法保障。但是在我国当下的现实中,行政法学界对“滥用职权”的内涵与表现形式等基础理论研究存在较大争议,形成多种不同的观点,相对一致的学说理论没有形成;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也没有对“滥用职权”进行准确定位,进而导致在司法审判中,法官对“滥用职权”的标准难于把握,不能、不愿也不敢适用“滥用职权”而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笔者试从“滥用职权”的不同认识出发,梳理之间存在的核心争议点,进而根据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分权制衡,界定滥用职权司法审查的界限与深度．以期明晰在司法审查中法官需要把握的适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