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行政案件协调和解工作的若干意见》出台 上海法院探索“民告官”案件协调和解机制

行政诉讼被平民百姓称为“民告官”,它是通过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解决老百姓和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争议。但在实践中发现,行政争议又往往与民事争议交织在一起。如何解决这类案件,需要法官们有高超的司法技巧和敏锐的洞察力。     

社会管理中行政权的司法制约

行政权力应当随时接受司法权的审查与监督。因为行政权具有的物质利益性,增加了其被滥用的机率。行政权自身所承担的政治使命也驱使其容易主动滥用。维护法律制度保障的司法权,具有运行程序严格、法官遴选制度独特、审判独立等特征。必须确保司法对行政权的有效制约,最终实现公平和正义。     

司法独立的障碍因素探析

实现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终极价值,而司法公正是以司法独立为其前提。司法独立是指人民法院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独立行使审判权而不受任何干涉。司法权没有真正获得独立,就难以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终极价值。对此孟德斯鸠指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由同一个人或者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便一切都完了”。[1] 因此,司法…     

试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哪些行政争议应当由人民法院受理,哪些行政争议应被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正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所要解决的问题。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也即是人民法院受理行政争议案件的界限,它决定着司法机关、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在处理行政争议时的权限及分工。对于行政机关而言,它表明了行政权受司法权的制约程度;对于法院而言,它体现着司法审查权的大小;而对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言,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则意味着他们可以对何种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在哪些情况下他们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司法保护。正因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它…     

行政行为明显不当案件的行政判决方式研究——以《行政诉讼法》第77条为视角

2014年《行政诉讼法》对变更判决的条件做出修改，其中“行政处罚显失公正”被修改为“行政处罚明显不当”并纳入新法第77条，同时增设了“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规定。虽然“显失公正”到“明显不当”的变更为法院审查被诉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而变更判决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迄今为止学界和实务界对“明显不当”的内涵及认定标准仍存在争议，对依据本条规定如何理解并在实践中准确适用撤销判决与变更判决的疑惑依然存在。从学理层面对行政行为明显不当判决方式的判定作出回应，是当前行政诉讼理论与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论信赖保护原则的司法适用

信赖保护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其内容包括信赖基础、信赖表现、信赖值得保护和信赖保护方式。信赖保护原则在司法适用中可从宪法规定、具体法律规定和个案司法判决援引的理论依据中寻求法律依据。信赖保护原则的司法实践可约束行政权以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树立诚信意识,有利于审查抽象行政行为。信赖保护原则司法适用的具体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可从信赖保护司法适用的主体、基准、范围和保护方式以及信赖利益司法保护排除规则等方面来完善。     

WTO规则对我国行政终裁行为的可诉性要求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这种行为可称为行政终裁行为。根据此规定,行政相对人申请行政机关复议后,该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决定为终局性决定,行政相对人必须遵从,不得再提起行政诉讼。承认行政终裁行为是出于对行政权的尊重,它排除了司法权对行政终裁行为的审查与监督,但与WTO所要求的司法最终理念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与冲突。因此,如何解决行政终裁行为的可诉性问题成为中国入世后必然面对的一个问题。司法最终理念是WTO规则所确立的一项基本的现代司法理念,其内容散见于WTO的各项法律文本中。如《海关估价协议》第11条前两项规定：“各成员在确定海关估价方面的立法,应规定进口商或其他交纳关税的人有权起诉,而不受处罚。”“不受处罚的最初起诉可以是向海关系统内的某一部门或某一独立的机构提起的,但各成员的立法应规定可向司法部门起诉而不受处罚的权利。”TRIPS第32条规     

具体行政行为模式标准分析

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否，是司法审查的对象，具体行政行为模式标准的分析与确立，有益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实践展现与司法审查的把握。文中对现实理论与实践中的具体行政行为模式标准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并提出从行政行为的法律功能上确立具体行政行为模式的具体理由和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操作问题进行了探讨。     

非诉行政执行的正当程序及其法律控制

非诉行政执行是人民法院根据行政机关的申请,依法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行政强制执行。事实上,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程序并无实质上的约束力而流于形式,从而放纵了行政权力的扩张,甚至使有限的司法权成为执行行政权的工具,其结果不仅是漠视和剥夺了行政相对人正当权益、损害了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目的,而且还削弱了司法权威。为此应当在行政强制执行理论范畴中对非诉行政执行制度进行深度研究并结合司法权与行政权的配置等要素,将非诉行政执行与行政强制执行从制度上重新整合,突破理论上的瓶颈和掣肘,完善法律救济渠道,在正当程序法律分析的基础上对行政强制执行予以法律控制,全面实现行政法制现代化。     

浅谈行政不作为诉讼中的“循环诉讼”问题

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有积极实施法定行政作为的义务，行政相对人的申请能够履行而未履行或者拖延履行的行政形式行政相对人就行政主体的不作为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对被告重新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按照《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为司法权不能代替行政权的行...     

交通事故认定的法律性质解析

有关学者及司法实践均将交通事故认定或定位于具体行政行为或认定为证据，而将该两种属性置于相互对立的地位。随着《道路交通安全法》将交通事故认定书定性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当事人申请重新认定、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随之丧失，其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的维护和救济。事实上，交通事故认定属于一种行政确认行为．其书面结论的证据能力并不影响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本质属性，两者完全可以协调统一于交通事故认定一身。     

侦查权的本性及其演化趋向

学术界关于侦查权法律性质的讨论没有跳开行政权、司法权概念分析的逻辑形式,这种逻辑形式分析的问题所在是没能追问行政权、司法权概念的实质。本文运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工具对行政权和司法权概念的实质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揭示,并得出侦查权是一种行政权的结论。行政权性质的侦查权是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一种权力作用形式,这种权力的实施要受到市民社会的制约,这种制约的结果是侦查程序发展的司法化趋向。     

论我国警察行政调查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警察机关对治安信息进行收集和处理的活动,势必会影响到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由于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警察行政调查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案件时有发生,因此有必要建立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并进一步完善司法审查制度,来规范警察行政调查的自由裁量权。     

我国技术侦查措施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作了较多、较明确的规定,是我国证据法治、侦查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推动了我国技术侦查制度的法治化进程,对于有力地打击犯罪,有效地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也存在很多问题,如概念模糊、种类不确定、适用范围不清、适用条件宽松、证据材料使用不科学等,在司法实务操作中易导致技术侦查权的滥用,无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需要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程序,严格控制采用技术侦查手段的期限;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合理的适用范围,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主体;并采取有效措施,在保密的同时保证辩方的知悉权、质询权,从而使我国的技术侦查措施予以完善。     

论我国防治虐童行为法律体系的完善--基于法教义学的分析

虐童行为主要表现为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及忽视等形式,对儿童身心健康会造成潜移默化的损害,进而阻碍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儿童权利公约》规定了儿童的生命权和发展权等基本权利,上述权利免受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是其应有之义。当前,我国已构建以宪法为统领、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核心的防治虐童行为法律体系,同时以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出台的司法解释文件、部门规章予以补充。在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以法教义学的研究方法为切入点,结合相关案例对我国防治虐童行为法律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并进行体系化的分析,可以为我国防治虐童行为法律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有益的思路。     

我国行政自由裁量权若干问题思考

严格规范主义与自由裁量主义的有机结合是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法理基础 ,而行政法所具有的成文法局限性使行政自由裁量因素的介入成为可能。我国立法中给予行政主体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限 ,易导致行政主体滥用职权和裁量的不合理性。因此 ,应健全对行政自由裁量的法律制约机制 ,确立合理性原则作为法治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 ,从原则上进行控制 ;完善行政实体法、行政程序法、行政诉讼法 ,从规则上进行控制 ;建立行政公开制度、参照先例制度等 ,从制度上实行控制     

浅议网络舆论对审判独立的僭越

随着微博等即时网络媒介的迅猛发展,其对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司法领域亦不例外。虽然,网络舆论与司法制度最终的价值标准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然而两者之间虽同归,但殊途的特质却也在现实中引发了一些问题。从"许霆案"到"药家鑫案",从"福建南平弑童案"到"浙江温岭虐童案",舆论审判越来越多的介入司法审判,并逐渐成为实现审判独立的一大掣肘。因此,为实现舆论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合理共存,有必要从舆论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及影响着手,寻找其合理的解决方案,以实现两者的互为助益,共同发展。     

“微博转发500次入刑”的宪法争议

＂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将微博转发超过500次的行为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处以侮辱罪或者诽谤罪。此项解释存在较大的合法性争议。从宪法的维度进行分析,法律保留原则要求对＂犯罪与刑罚＂的规定由法律保留,司法解释对入罪与否的问题进行规定已经逾越了其权限。同时对＂微博转发＂的行为入罪处理构成了对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不当限制与侵害。     

论比例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运用

我国对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审查标准迫切需要重构。比例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通过判例和理论发展起来的相当成熟的审查原则和标准,可资我国借鉴。本文研究比例原则的概念、渊源和适用领域,分析其在司法适用上的局限性,并就其在我国行政诉讼中运用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侦查权权力属性热议之冷思考

我国学术界对侦查权权力属性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它是属于司法权还是行政权或司法行政权。我国不实行三权分立制度,因此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类方法只具有纯学术研究意义。以这种三权分类来划分侦查权,必须注意中国不同的国情和司法制度。侦查权力属性争议其实意义不大,我国当前更需要解决的是侦查权权力内容的法定、如何对侦查权进行制约与监督、侦查权行使中的人权保障和救济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