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秘密侦查制度

秘密侦查进入到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的事业不超过十年的光景。从国际社会发展来看,秘密侦查也是近二三十年来在法治先行国家刚刚兴起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与实践。2011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将"技术侦查"单列一章进行规定,必然受到历史发展阶段短暂的限制。本文拟对秘密侦查的背景、内涵进行浅显的研究。     

论著作权权项配置中兜底条款的废除——以著作权与传播技术发展的时间规律为中心

著作权因应印刷技术的广泛应用而诞生并伴随传播技术的进步而扩张,进而形成如影随形般的姻缘历史。著作权权项配置立法滞后于传播技术发展的时间规律在公众利益、传播技术发展与利益平衡的实现等方面具有正当性,在立法上通过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得到实现。著作权权项配置中的兜底条款等同于放弃知识产权法定主义,无视著作权与传播技术发展的时间规律,我国《著作权法》的修订应该删除权项配置中的兜底条款。     

以限制证据证明力为核心的新法定证据主义

中国证据立法遵循了一种以限制证据的证明力为核心的基本理念，即“新法定证据主义”的理念。证据法不仅对单个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强弱确立了一些限制性规 则，而且对认定案件事实确立了一些客观化的证明标准。这一证据理念的出现，与立法者对证据真实性的优先考虑、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刑事诉讼的纠问化、司法裁判的行政决策化存在因果关系。这一证据理念及其影响下的证据立法活动，固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却带来了一系列弊端。要推动中国证据立法的健康发展，需要对“新法定证据主义”及其影响下的证据立法进行理论清理，并创造条件消除促成这一证据理念产生的制度土壤和文化环境。     

论“认罪态度”在量刑情节中的定位

传统刑法和司法实践将"认罪态度"定位于酌定量刑情节,由于立法的模糊性和司法人员的认识差异,造成了量刑时空上的不平衡。本文认为,随着"自首"、"立功"和"坦白"的逐步法定化,将"积极退赃"和"赔偿损失"升格为法定量刑情节的条件已经具备。它不仅没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而且依赖于刑罚改造理论和人身危险性理论的理论支撑,还有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作为法律基础及外国立法提供的参考和借鉴。因此,应将"积极退赃"和"赔偿损失"升格为法定量刑情节的条件和从宽处罚的具体标准,实现"认罪态度"在量刑情节中法律地位的转变及司法的公平与公正。     

对修正《继承法》十个问题的意见

我国《继承法》于1985年4月10日通过,1985年10月1日施行,至今已经27年了,是我国目前实施最久而又没有进行过修正的民事法律。应当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是,现行《继承法》是一部建立在公民没有多少遗产的基础之上的继承法,是一部穷人的继承法。在目前,我国公民的经济收入和个人拥有的财富已经与27年前的情形完全不同,不仅绝大多数人的财富有较大增加,而且还有更     

人大常委会接受检察长辞职能否同时决定代理检察长

某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变动，该县人大常委会在决定接受检察长辞职的同时，立即决定一名副榆察长代理检察长。这一人事决定权的操作程序是否合法？业内意见不一。有人认为，检察长辞职，本级人大常委会依法只有接受辞职权，并没有最终批准权，囚此，在未经上一级榆察长提请该级人大常委会批准之前就决定代理检察长，程序超前，不合法理。也有人认为，决定代理权是人大常委会的法定职权，既然已经依法决定接受了现任榆察长的辞职，人大常委会依法立即决定一名副检察长代理检察长，未尝不可。     

不捕案件说理相关问题研究

不批准逮捕实质上是通过法定程序使不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羁押.根据刑诉法规定,逮捕必须同时具备证据条件、刑罚条件和必要性条件.本文从分析不批准逮捕的情形入手,同时对不批捕案件如何进行释法说理进行阐述.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全文如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第一条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关要求,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根据宪法     

“三张清单”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致辞中用“三张清单”: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和责任清单,详细地解释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发展思路。如今,三张清单的含义已为公众所熟知:拿出“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该做什么,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给出“负面清单”,明确企业不该做什么,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理出“责任清单”,明确政府该怎么管市场,做到“法定责任必须为”。三张清单三位一体,具有清晰的改革逻辑,可以     

法治的呼唤:程序法定原则再审视

自学者2002年首次提出程序法定原则之后,学界就产生了程序法定是否是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争论,甚至出现了程序法定是"最重要的帝王原则"与"根本不是原则"的两极化观点。有关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之间有冲突、有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程序法定原则。通过对法律解释进行立法审查的制度性设计,以第三次修改刑事诉讼法为契机,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明确写入程序法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