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冲突的理性主义逻辑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对于由某一族群主导的中央政府与国内其他族群发生的族群冲突,通常的理论解释主要关注后者对前者的不满以及其武装反抗能力。但是,这种研究路径不能解释为什么冲突双方不能达成反映双方实力对比的妥协方案以避免族群冲突。为了解答这一疑问,有必要关注冲突双方的战略互动。在战略互动过程中,族群冲突双方对彼此实力、意图和战争决心的评估方面的信息不对称,阻碍双方达成基于真实实力对比的和平协议;即使双方掌握对称信息,但由于担心彼此不能真正履行和平承诺,同样阻碍和平协议的达成;更为重要的是,冲突双方争执的核心问题可能具有不容妥协、不可分割的价值。和平谈判的失败意味着族群冲突的爆发。因此,要防止族群冲突的发生或重建战后和平,第三方的调解和安全保证至关重要,这对于中国介入非洲的族群冲突具有重要启示。     

全国首例微信公众号分割案始末

随着微信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公众号如雨后春笋般纷繁迭出。这些公众号不再只是社交媒介,更趋向于电子商务平台。从业于上海的四个80后姑娘共同创立了公众号"生活慧",慢慢积攒下近十万名高消费力粉丝,每年营收300万。然而,就在公众号蒸蒸日上时,几名合伙人却产生了分歧。其中一名合伙人朱妍认为自己以个人名义注册了公众号、邮箱及银行账户,公众号应当属自己所有。而另三位认为,公众号是四人一起创办,共同管理运营,所有收入应当四人平均分配。为此,双方争执不下并诉上法庭。2019年11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全国首例微信公众号分割案做出了终审判决。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解读(续)

3月18日,《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实施。该《办法》根据国务院、省房屋征收补偿条例,结合我市实际,对我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体制、程序、评估、补偿、补助和奖励等有关内容作了规定。通过规范征收补偿行为,基本统一全市征收补偿、补助和奖励的标准,保障我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依法、公开、公平和公正。《办法》有哪些亮点一、实现了全市政策的基本统一《办法》实现了全市政策的基本统一,统一了全市征收补偿、补助和奖励的内容,以及征     

“对赌协议”的法律性质及效力研究

"对赌协议"在国内外资本市场频繁应用,然学术界对于对赌协议的法律性质的定性迟迟难下结论,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五种学说,但是此五种学说均不符合"对赌协议"之本旨。评析对赌协议性质的各个学说,有助于澄清司法实践中之误区。关于对赌协议效力之判定,主要应从资本维持原则考虑,避免简单适用无效之法律规定认定对赌协议无效。     

集体决策的政治与协议的政治——解决冲突的两种公平方式

政治是对人们之间冲突的解决。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不存在冲突的社会,但当冲突不可避免时,政治文明的进步就表现为不断寻求更公平的冲突解决方式。在现代条件下,这就表现为建立和完善集体决策的政治与协议的政治。同时,虽然在某些时候我们的行动可以不考虑公平的要求,但这些行动必须以将我们与冲突者的关系重新纳入公平框架之中为目的。公平意味着冲突中的各方不能自行充当其他人的裁决者,而必须让制度来裁决他们间的冲突,集体决策的政治与协议的政治就是建立这种制度的两种方式。     

物权公示原则对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的掣肘与妥协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家庭、婚姻的观念逐渐趋于理性和客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往往会通过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的方式明确夫妻财产归属.我国《婚姻法》第19条明确规定了夫妻财产约定制度,充分肯定了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的合法性,体现了《婚姻法》对夫妻意思自由的尊重.但是,鉴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制定,协议的履行均在婚姻家庭生活的背景下履行,夫妻在制定了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后,往往不会对所分财产的移转占有和变更登记,由此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可调和的争议.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引起的物权变动与我国《物权法》第9条、第23条发生了冲突.基于夫妻关系的特殊性,应肯定财产分割协议对内部的效力;基于民法体系的完整性,物权公示原则宜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的外部效力进行掣肘.     

若要协议离婚 须先“约法三章”

协议离婚适用的前提是夫妻双方对离婚的"善后事宜"完全达成一致,即双方对同意离婚、子女抚养权、财产及债权债务的分割等事项完全达成一致。其中任何一项存在分歧,均无法协议离婚,须到法院起诉,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夫妻执不同协议离婚分产,谁的有效?

夫妻用“协议”换和平相恋7年,相守12年,孙萌没想到自己曾以为可以白头偕老的婚姻会半路触礁。孙萌生于1984年,与丈夫陈子山是高中同学。尽管两个人考到了不同的大学,但漫长而曲折的异地恋并没有减弱两人的感情。大学毕业后,两人都在北京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也顺理成章地于2008年年底步入婚姻殿堂。婚后第二年,两个人的儿子乐乐出生,成了稳固家庭的重心。     

“对赌协议”的裁判路径及政策选择——基于PE/VC与公司对赌场景的分析

PE/VC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司法裁判要点从合同效力转入合同可履行性后,需要面对两个层次的追问:一是以什么样的实体标准来判断履行障碍,二是由谁来判断是否存在履行障碍。华工案和“九民纪要”仅处理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且主要以资本维持原则作为实体判断标准。然而,我国现行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过于粗疏,且缺乏“大分配”概念和底线规制的思路,导致“对赌协议”下的回购只能通过减资的途径,徒增成本。域外以清偿能力标准替代资本维持原则,体现了另一种以债权人利益为导向限制公司资产单向流出至股东的规制思路,但其商业逻辑上的合理性却无法掩盖更大的操作成本。就第二层次的判断主体而言,以美国特拉华州为代表,法官的商业判断逐渐让位于公司董事会的商业判断,却进一步凸显了公司、不同类别股东、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复杂状态。立法层面的价值判断与政策选择将最终决定司法裁判的走向,未来我国公司法的修订需要回应商业实践的诉求,同时PE/VC投资者也需要直面投资失败的风险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