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三种模式

正调查核实证据是辩护律师开庭前防御准备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辩护律师所享有的主要诉讼权利。我国法律确立了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两种模式:一是律师自行调查、搜集证据的权利,称为自行调查权,二是律师申请法院、检察院调查证据的权利,称为申请调查权。这两种模式具有相互补充、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司法实践的经验表明,这两种调查方式也具有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辩护律师自行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证据,或者请求证人出庭作证,其实属于一种"自然意义上的权利",属于非国家强制力的民间调查,而不具有"法律权利"的属性。这种自行调查权的实现主要依靠被调查单位和个人的主动配     

论企业合规的性质

企业合规是企业为实现依法依规经营、防控合规风险所建立的一种治理机制。企业合规只有在法律确立了行政监管激励机制和刑法激励机制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在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一些国际组织也将企业合规作为对违规企业解除制裁的前提条件。从历史上来看，企业合规是为保护企业利益而设置的风险防控机制，它所要防控的不是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风险，而是因可能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追究而承担的合规风险。企业合规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仅仅属于企业所要承担的道德义务，而变成了一个涉及多个法律领域的重要法律问题。     

程序性制裁制度的法理学分析

所谓“程序性制裁”,是指警察、检察官、法官违反法律程序所要承受的一种程序性法律后果。与“实体性制裁”措施不同,程序性制裁是通过宣告无效的方式来追究程序性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的。与实体性制裁相比,二者存在如下差异:(1)从所针对的违法行为来看,程序性制裁所要惩罚的是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法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2)从实体法后果来看,程序性制裁所带来的是宣告无效的后果,也就是那些受到程序性违法行为之直接影响的证据、起诉、行为以及羁押命令,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也不能产生其预期的法律后果。(3)从法院在宣告无效方…     

通过行政方式实现司法正义?——对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的初步考察

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行政化裁判程序。这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只是通过秘密、书面和间接的阅卷工作对下级法院的事实裁判进行复审;不在公开的法庭上听取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意见;核准被告人死刑不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只采取秘密提审的方式,等等。这是一种司法裁判权的任意扩张,所带来的后果是当事人诉权的严重萎缩,不利于实现司法正义。学术界应该对这种寄希望于行政方式实现司法正义的制度设计进行反思。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反思

作为旨在制约公权力行使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衡量一国刑事诉讼法完善与否的标准之一。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要求公安、检察机关和法院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收集证据,在最高法院相关的司法解释中也对一些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作出了排除的规定,但司法实践中的运作状况却并不尽如人意。刑讯逼供的普遍存在日益冲淡着新闻曝光的轰动响应,超期羁押也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疾侵蚀着司法公正的形象。为探寻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的、多方面的原因,进一步加强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就显的尤为必要了。这正是编辑本期特别策划的初衷所在。     

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对中国刑事审判方式的重新考察

中国刑事审判中存在着一种“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审判方式。在这一审判方式下,公诉方通过宣读案卷笔录来主导和控制法庭调查过程,法庭审判成为对案卷笔录的审查和确认程序,不仅各项控方证据的可采性是不受审查的,而且其证明力也被作出了优先选择。结果。现代刑事证据规则在这种审判方式下难以有存在的基础,法庭审理只能流于形式,那种通过当庭审判来形成裁判结论的机制和文化难以形成。不抛弃这种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任何以加强庭审功能为宗旨的司法改革将没有存在的空间。     

刑事程序公正的国际标准与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上)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出现了“公正审判”的词语，作为国际人权法律的一个准则，“公正审判权”已有４０余年的历史。其宗旨是在刑事审判活动中，保护公民个人免受不合法、专横地剥夺人权或其他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关于公正审判权，国际上有众多的标准。其权利的内容大致可分三种：防御性权利；救治性权利；推定性权利。其标准包括公正审判；独立审判；法庭中立；无罪推定；及时获知被控罪名和理由等等。我国新修订的刑诉法在加强对被告人、被害人的诉讼程序权利保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如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辩护权得到进一步保障；进一步完善了强制措施、审判方式等。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修正后的刑诉法在一些方面与刑事司法的国际最低标准仍存在差距。     

本月热点:呼之欲出的中国证据立法——中国的刑事证据规则

■关于运用证据的一般原则■ 　　关于证据的概念，刑事诉讼学者向来存有争议。不过，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42条的规定，证据其实有三个方面的解释：一是所谓的“证据事实”，也就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二是所谓的证据材料，也就是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包括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在内的七种证据的法定形式；三是所谓的“定案根据”，也就是那些“经过查证属实”的证据材料。这就意味着刑事诉讼法在同一条文中对“证据”这一概念作出了三种不同的解释。 　　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追诉机构和司法裁判机构在证据的收集和运…     

合规视野下的企业刑事责任问题

在企业的刑事归责问题上,西方国家传统上遵循的是以企业员工的行为和主观过错推论企业行为和主观过错的原则。如今,这一归责方式正在受到普遍的质疑和挑战,一种建立在“组织责任”基础上的理论正在兴起,并为企业合规引入企业归责原则确立了理论上的依据。我国刑法所确立的单位犯罪制度,面临着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入罪标准不统一”“同罪不同罚”,单位所承担的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难以保持均衡,以及认定单位主观意志较为困难等方面的问题。唯有建立“企业独立意志理论”,将单位视为一种独立的生命有机体,承认其具有实施独立行为和具有独立主观意志的能力,才能走出上述困境,并将企业合规融入单位归责原则之中。     

应当考虑建立假释和缓刑的考验制度

要做到“三个坚决杜绝”．也就是坚决杜绝打骂、体罚、污辱、虐待罪犯和劳教人员的现象，坚决杜绝罪犯劳教人员超时超体力劳动现象，坚决杜绝监狱劳教所乱收费现象．这“三个坚决杜绝”．着眼于进一步端正监狱劳教执法的指导思想．着眼于更好地维护罪犯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着眼于更加规范监狱劳教所的管理．维护监狱劳教机关的执法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