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搭桥 织就联系群众服务网

抓住互联网普及面广、信息传播快的特点,黑龙江鹤岗边境管理支队建设路边境派出所创新建立“微信群1+N”工作模式,即设置1个总群每日汇总信息、22个分群随时掌控辖区动态、116个子群联系每户居民和经营主体,有效织密了联系群众的服务网。架起“普法宣传”高架桥,法治在线“面对面”2019年初,建设路边境派出所探索推行了“普法惠民、为民服务”工作做法,以“普及法律常识、提升守法自觉、加强自我保护”为工作目标,在日常走访宣传的基础上.     

如何做好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保护与监管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包括自然人的身体、生理及行为特征三个层面,直接反映自然人独一无二与不可替代性的身体本质特征,具有唯一性、不可替代性以及损害后果的不可补救性。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收集和利用可以分为基于公共利益目的与非基于公共利益目的两种类型,前者限于政府机关或授权机构,后者主要是商业公司及特定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的背景之下,应尽快完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管理、规制及法律救济,以促进和完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保护。     

“信息流行病”的产生、传播与治理

"信息流行病"已经成为信息化时代经常暴发并能快速扩散的常见"信息疾病"。"信息流行病"的生成机理是信息过载和信息不确定叠加作用,其传播机制表现为媒介构筑的拟态环境中虚拟网络社交关系的连接。治理"信息流行病"需要确保信息公开透明,阻断传染源;同时加强主流媒体与市场化媒体的分工协作,减少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变异;重视公众媒体素养提升,提高抵制谣言、情绪传播的免疫能力。     

江西省"放管服"改革:缘起、困境及其优化路径 ——基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角

自"放管服"改革全面提出以来,各省市在简政放权、优化监督与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证明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力武器。但是改革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以江西的改革为例:改革涉及主体问题突出、服务理念贯彻不彻底以及合作平台的非规范使用等。正是基于对江西"放管服"成就及其困境的梳理,援引合作治理理论,力求在政府和社会组织、企业、中介机构之间构建起合作关系,在培育合作主体、优化合作机制、健全合作制度、依托信息平台的具体实践中,破解改革遇见的难题,实现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涉疫情网络谣言的刑事规制难点与司法应对

涉疫情网络谣言的治理,刑法不能缺位,但也不能越位。实践中对涉疫情网络谣言刑事规制难点在于因果关系难以认定、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界限不清、此罪与彼罪之间适用混乱等,准确判断涉疫情谣言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需要从谣言造成公共秩序的破坏程度、谣言的流传扩散程度、编造者和传播者的主观恶性程度及对疫情防控的阻碍程度等四个方面综合考察,厘清刑事治理边界,确保精准打击,实现宽严相济。     

基因信息在保险核保中的应用及其限度

基因信息可应用于保险核保的理论基础在于保险的风险分类理论与保险法的对价平衡原则。政策、伦理、道德、技术等方面的反对意见并不足以否定基因信息应用于保险核保的正当性,因为商业保险不应承担社会保障职能;基因信息相比一般医疗信息不具有特殊性;保险承保的本来就是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基因检测的准确性也在逐步提高。是故,应当允许基因信息应用于保险核保,但为防止基因信息的滥用,还须通过规范的方式明确基因信息的应用限度:明晰保险人获取基因信息的方式;设定保险人使用基因信息的条件;规定保险人对于依据基因信息作出不利被保险人决定之理由的披露义务;强化基因咨询师的咨询与建议职责;完善对被保险人的救济机制及其具体运作规范。     

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困境和突围路径——大数据背景下网络信息量化标准的反思和重构

刑法对网络安全的保护立场，正由网络运行安全转向网络信息安全。刑事立法更新不断增设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的同时，刑事司法的定量评价体系却未能一体构建，成为网络安全刑法保护的薄弱环节。当前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体系缺乏明确的逻辑主线，同时适用错位的“传统法益侵害程度”量化标准和模糊的“数据规模”新型量化标准，无法满足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司法适用的准确性和统一性需求，导致了司法适用的困境。消弭规范和技术之间的差异，以“信息规模”为定量评价核心的基础上，建构信息价值的分层评价模型，并将“组信息”作为基础的数据规模计量单位，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突破网络信息安全犯罪司法定量评价困境的合理路径。     

备案审查信息化建设路径探讨——以广东省人大信息平台建设经验为例

省级信息平台是全国统一备案审查信息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省级平台的建设发展完善,关系备案审查信息平台整体建设水平,直接影响未来作用的发挥。广东省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平台建设积累了一些经验,对其研究,不仅有利于判断目前信息平台建设体系架构是否适宜,也可为其他省人大常委会完善平台提供经验参考,为全国统一平台的构建提供良好的经验借鉴。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涉税信息报送义务履行的规范化研究——基于我国《电子商务法》第28条规定的阐释

基于协助税收征管的需要,平台经营者应依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税务部门履行报送平台内经营者涉税信息的义务。我国《电子商务法》设置涉税信息报送义务旨在防范数字经济时代下税收征管的失灵、实现税负的公平负担。该法规定的平台经营者涉税信息报送义务面临履行主体过于宽泛、履行对象含混模糊、履行内容有待明确、履行监督效果欠佳等突出问题。有必要通过我国《电子商务法》施行细则,允许平台委托报送、降低初创型平台报送负担、建立跨境报送国际协调机制,以界分平台经营者职责;经由分层化管理平台内经营者与细分服务领域,以厘清该义务的履行对象范围;通过制定信息报送正面清单、明确报送部门、统一报送时间、流程和方法,以明晰该义务的履行内容;通过丰富事后行政查处机制与强化事前合规指引,以激励该义务的有效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