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打造法律保护盾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属于个人信息的范畴,但又具有收集上的不可控性与不可更改性等特点。因此,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总体趋势下,应当特别关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收集与处理。要通过专门立法加以规范,避免非法收集和处理生物识别信息的行为,以免给广大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甚至损害。     

彩票大奖得主是否享有隐私权

一般地讲，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其特点是：1、只有公民即自然人享有隐私；2、其客体包括私人活动、个人信息和个人领域；3、其保护范围受公共利益的限制，当隐私权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以公共利益的要求进行调整。也就是说，隐私权保护的范围，应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情报和资料。发行彩票作为特殊的行业，必须经国家批准，也只有购买国家允许发行的彩票，购买者和中奖者的合法权利才会受到保护。目前，经国家批准的彩票有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两种…     

《法治战“疫”》专题报道之三:瘟疫当头,个人隐私权重要还是公众知情权重要?

新冠肺炎疫情已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党中央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政府有增强疫情防控信息透明度、充分保障公众知情权的职责,也有保护个人隐私权的法定义务。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     

个人信用信息基础库建设研究

根据国家相关标准,分析指出个人信用信息应由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资产信息、个人信贷信息、社会交易信息和公共记录信息构成,个人信用信息基础库总体架构应包括数据来源、交换设施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库系统3部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个人信用信息基础库的建设模式,指出个人信用信息基础库核心项由自然人基本信息和在自然人基本信息基础上增加扩展项构成。     

公共利益的异化及其防范——以土地征收和强制拆迁为例

公共利益虽然频繁地出现在法律和学术探讨中，但其确切的含义难以准确界定。“语焉不详”的公共利益造成公共利益在现实中的异化。在土地征收及拆迁过程中，公共利益被异化为谋取财政收入、官员政绩甚至个人私利的手段。防范公共利益的异化应当从完善立法、程序、补偿标准以及司法控制等方面进行。     

厦门：率先专项立法保护个人信息

公民个人信息频遭泄露、倒卖,电话中奖、短信诈骗、垃圾广告频频骚扰,现行法律在这方面对公民却保护不足……这些现象今后在厦门有望得到改善。厦门市信息化局副局长刘冬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厦门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办法》将于2013年4月1日起施行,这是全国第一个此类专项的地方性政府规章,所保护的个人信息涵盖方方面面,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通讯地址、电话号码、婚姻状况、职业经历、收入情况及其他能够识别该自然人的信息。《办法》明确规定,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在收集个人信息时,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应当事先取得个人同意。     

检察机关应有权开展公益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由于行政机关或其它公共权力机构、公司、企业或其它组织及个人的违法行为或不行为，使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法律允许公民或团体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     

网络信息隐私权与知情权:冲突、协调与平衡

信息网络时代,随着信息的获取和传播方便快捷,网络信息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更加突出。平衡与协调二者冲突应遵循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平衡利益、宽容协调原则、保密义务的原则和维护人格尊严原则。并加强完善有关方面的立法,同时做到业界自律、个人自我保护与技术保护相结合。     

论城市房屋拆迁的社会公共利益目的

在当前的城市房屋拆迁实践中存在着严重的社会矛盾和诸多的社会纠纷,而城市房屋拆迁的实质是国家对公民土地使用权的征用。公权力干预私权利的合法性根据应该而且只能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目的。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法律必须有明确的界定,以防止拆迁人滥用拆迁权损害广大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从实体方面来看,社会公共利益必须基于公共目的与公共使用;从程序方面来看,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必须要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员予以客观公正地认定。     

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合同违法行为，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利用合同，以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违反法律法规及本办法的行为。     

改善农村信用环境的几点建议

信用环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仅仅依靠农村信用社自身的力量,过于单薄,需要政府、社会和各部门的相互协作、共同努力,构建起完善的信用评价系统和有效的信用激励和惩处机制。针对当前社会信用评估、评价系统指标不统一,政府激励、惩处措施还不够完善的现状,笔者提出以下建议:建立社会信用征信制度所谓征信,就是信用征集,即对个人和企业的资信状况进行系统的调查、收集、评估和加工,然后通过征信机构向客户提供证信资料、数据和信用报告。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征信制度的目的是为证明、查验法人和自然人的资信情况,并通过制度来规范企业和个人…     

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和保护

自然人的隐私权依法应受保护。公众人物因其事业与社会和大众的关系密切，基于公共利益、新闻价值或公众的合理兴趣，有必要对其隐私权进行适度限制。但是，在对公众人物隐私权进行限制的同时，也应对其进行必要的保护。公众人物住宅不受非法侵入或侵扰，其私生活不受监听监视，公众人物享有通信秘密和自由，公众人物夫妻两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或调查，公众人物有权享受与公众的合理兴趣完全无关的纯粹个人私事的秘密或安宁。     

议员利益回避的宪法规制

正各国以宪法规制议员利益回避的内容非常丰富。这些利益回避规范的有效实施,将有助于塑造议员民意代表的形象,也有助于确立议会民意代表机关的权威,从而促进议会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议员作为人民的代表,应当反映和维护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公共利益,这是代议制的基础。但是,议员作为自然人,又必然存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动因,这是自然人的本性所决定的。当议员应当代表     

论单位(法人)刑事责任之本质——兼论我国单位犯罪立法模式之完善

单位(法人)刑事责任是功利主义的产物,是立法者选择"通过强化企业自身责任来弥补政府监管不足"的结果。在单位犯罪中,单位整体刑事责任的承认并不是否认和减轻单位成员的自然人刑事责任,而是与自然人刑事责任相分离的独立刑事责任,其更多的是对自然人刑事责任的补充。我国现行单位犯罪立法未能明确自然人在单位犯罪中的行为主体地位、也未能统一单位犯罪中个人刑事责任的配置原则,导致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对单位犯罪中个人刑事责任适用问题上的偏差,偏离了单位犯罪的立法宗旨,需要加以完善。     

试论我国公共利益的保障

前不久,《瞭望》新闻周刊一篇题为“警惕部门利益膨胀”的文章指出,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机构中的部门利益膨胀问题日益突出,已经影响了决策的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损害了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增添了国家经济及政治风险。[1]我国公共利益被侵害、被占用、被剥离现象已不是特殊现象,如何保障公共利益应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中高度重视的问题。一、公共利益的阐释(一)公共利益的界定学术界在公共利益的界定上向来也没有达成过一致,帕森斯、布坎南等学者都认为不同的研究角度和个人的偏好都会影响对公共利益界定的阐释。有的人认为…     

智慧城市建设地方立法的研究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地方立法先行具有合法性,地方先行立法符合各地方智慧城市建设发展的实际需要。在地方立法中应该以"服务型"立法为目的,关注并适当解决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信息自由流动与信息安全、信息利用与既有法律的可能冲突。     

共同隐私的法律保护

共同隐私是指为两个或两个以上自然人的隐私权所共同指向的客体 ,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自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共同的私生活安宁、私生活秘密与信息。共同隐私的各个权利人在分别行使隐私维护权 (不公开隐私 )和隐私利用权 (公开隐私 )的过程中可能产生权利的冲突 ,冲突的解决方案应该是看该共同隐私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共同隐私的主动公开者与第三人擅自公开共同隐私时 ,可能产生对被动公开者共同侵权的法律责任。     

大数据背景下“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边界

大数据带来的现实难题亟需重新审视"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边界。鉴于本罪保护以信息自决权为核心的双重法益,遵循以信息安全为侧重的二元价值观,因此其概念应直接界定为:可直接或间接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各种静态信息以及反映个人活动情况的各种动态信息,其中将识别性的强弱结合数量来界定刑法风险的有无。此外,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在内的"公民"一词不应被删除,以及自我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尤其对其的整合也应受到保护。     

组织建设篇（之六）

从政策的公共性来看，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就是政策问胚的现象与对策研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策问题的显现源于社会公共活动自身的发展及其变异；对策研究则是从公共利益出发，以问胚导向为原则，以探索问题的解决为目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是以本着解决问题为本而甚少牵涉个人价值，政策制定是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力求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然而，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包括机构和个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     

非居民个人外汇汇入新规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规范非居民个人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对非居民个人外汇业务作出明确规定。非居民个人是指外国自然人(包括无国籍人)、港澳台同胞和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但已取得境外永久居留权的中国自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