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偷税罪的立法沿革

建国三十年,国家几乎不征税,也就用不着规定偷税犯罪。“79刑法”中关于偷税罪的规定,也只是宽泛、粗略的规定。198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立案标准》解决了偷税罪在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性问题。1992年3月的《两高解释》明确了偷税罪的主体,明确了偷税罪的五种偷税手段,明确了偷税罪的起点标准;1992年9月的《税收征管法》和《补充规定》标志着中国税收征管工作走向法制化。“97新刑法”则使偷税罪的立法渐趋完善,而2002年的《高法解释》则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对于偷税罪刑法适用的诸多问题。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关键,对于证明标准的建构,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激烈的争论。本文认为不能盲目的去建构和细化证明标准,在确立高度盖然性标准的同时,通过其它制度和原则保障,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保证司法的公正。     

隐匿身份实施侦查之程序规制——澳门特别行政区“可靠之人”侦查制度之借鉴

中国内地2012年3月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侦查"一章中,技术侦查措施作为该章第8节被正式写入法典。严格说来,该节中第151条提及的隐匿身份实施侦查措施并不属于技术侦查的范畴,其不依赖技术性手段,更多地体现了秘密性的特点。由于在取证上颇具优势,隐匿身份实施侦查已成为实践中较为常用的一类手段。在葡萄牙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刑事侦查中,与之类似的概念是"可靠之人"侦查,但其与我国内地的技术侦查在适用范围、操作程序及处置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目前,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尚无刑事司法互助协议,不利于处理跨境犯罪。本文通过对照葡萄牙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可靠之人"侦查的相关立法和实践,希望对完善内地刑事诉讼制度以及促进两地共同有效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有所裨益。     

民愤的反思:刑事司法的阿基里斯之踵

民愤在刑事司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时它能够对司法起到一定的外部监督作用,但是从根本上看,民愤违背了司法独立、司法理性、司法公正、司法权威等原则,可以说民愤是刑事司法的一个致命弱点。正确认识民愤有助于摆正舆论监督与刑事司法的关系,进而促进刑事司法公正。     

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制度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我国传统的和谐思想在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法治。从本质上看,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确立刑事和解制度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     

程序法视野中的犯罪现场勘查

犯罪现场勘查是侦查活动的起点,其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起诉、审判等程序的进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犯罪现场勘查的工作比较粗糙,许多冤假错案的产生都与草率地现场勘查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此外,现场勘查中所采集到的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能力等问题也有待立法加以明确。     

洛阳地区5种嗜尸性麻蝇分子鉴定研究

目的应用经典DNA条形码和28S r RNA基因鉴定洛阳地区5种常见嗜尸性麻蝇种属,评价其在常见嗜尸性麻蝇种属鉴定中应用的可行性。方法收集洛阳地区常见嗜尸性麻蝇类标本18只,经形态学分类鉴定后,Chelex-100法提取足部DNA,扩增并测序线粒体细胞色素C氧化酶亚基I(COI)和28S核糖体核糖核酸(28S r RNA)基因片段,BLAST比对后,与来自DNA条形码数据库(Barcode of Life Data,BOLD)的中国和韩国地区20条相应蝇种序列进行比对,用MEGA 7.0软件整理分析所得序列,计算碱基组成、种内及种间进化分歧率,并构建系统发育树。结果形态学鉴定18只嗜尸性麻蝇归于3属5种。每个样本获得COI和28S r RNA的扩增长度分别为646bp和721bp。在线BLAST比对结果显示样本COI序列相似度99%以上,邻近法构建发育树Bootstrap值为1 000,5种麻蝇可以较好聚类,与形态学鉴定结果一致。38个样本COI种内范围为0~0.022,棕尾别麻蝇、酱亚麻蝇和急钩(亚)麻蝇种间范围在0.057~0.090;赤尾麻蝇和红尾粪麻蝇种间范围在0~0.086。5种麻蝇的28S r RNA序列发育树显示,棕尾别麻蝇和急钩(亚)麻蝇明显各自聚类,其余3种成一类。结论对于本研究中的5种嗜尸性麻蝇,基于COI基因的DNA条形码可以有效区分棕尾别麻蝇、酱亚麻蝇和急钩(亚)麻蝇,28S r RNA基因只可以区分棕尾别麻蝇,二者可作为形态学鉴定之外的重要方法补充。     

论检察机关批捕权的完善

在审判前程序中,世界各国普遍确立了令状原则,即引入一个中立的、不具有追诉倾向的裁判者,通常是法院或法官来对强制性处分的实施进行司法控制,以保障人权,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但就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和司法状况而言,确立西方式的令状原则却未必可行。笔者主张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内,保留检察院的批捕权,重塑检察官品格,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身保护令制度。     

论公诉权的能量——以撤回起诉和再行起诉为研究对象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撤回起诉的规定,但相关司法解释赋予了检察机关撤回公诉权。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撤回起诉权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滥用。检察机关往往无时间、无次数限制地随意撤回起诉,然后再重新提起公诉,导致出现反复"撤回起诉——再行起诉"的程序循环现象,损害了刑事司法的尊严,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实,公诉权是有能量的,有一个耗尽的问题。因此,应当对国家追诉权进行必要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