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见权须依法行使不得滥用

约见权既是法律赋予人大代表的一项权利,也是执行代表职务的一种手段。《代表法》第二十二条对这一权利的行使有明确规定,人大代表行使约见权必须依法有序进行,否则就是监督权滥用。一是约见的组织规定。代表约见应由"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统一安排"。约见须经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同意和统筹安排,代表不能自行其是,直接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约见要求。二是约见的时间规定。代表约见是在"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     

在进行专利侵权判定时能否适用“多余指定原则”

【要点】"多余指定"原则是指在专利侵权诉讼中法院把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区分为必要技术特征和非必要技术特征,在忽略非必要技术特征的情况下,仅以权利要求中的必要技术特征来确定专利权保护范围,判定被控侵权客体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原则。而我国专利法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在确定专利权保护范围时,应当审查权利人主张保护的权利要求中所记载     

德国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虽然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已经得到德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认可，但是出于维护法的安定性的考虑，德国学者还是希望尽可能从现有的法律规定出发解决相应问题，而仅在特殊情况下才将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诉讼行为交由法官裁判。虽然德国的立法者日益强调当事人乃至法院应当诚实地进行诉讼，但是司法实践并未就这一问题的解决找到统一答案。时至今日，德国法院基本上仍在沿用20世纪60、70年代发展起来的案件类型化解决方案。德国学者认为，归根结底，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并非属于立法问题，而是法官根据个案进行裁量的问题。     

论治安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

治安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是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权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在现实生活中治安案件的处理中应用非常广泛。正是由于这项权力多频地被使用,其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存在着经常被滥用的问题。因此,研究治安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只有正确适度地应用自由裁量权才能真正提高公安机关处理治安行政案件的效率和水平,才能为依法治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正能量。本文从简述治安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的内涵着手,根据该权力存在的必要性和其在行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而针对治安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被滥用,探讨该如何控制。     

案件聚焦

索尼PS3及蓝光播放器涉嫌侵权近日美国互动电视公司TV Interactive Data Corp.(简称TVI)称索尼公司生产的PS3游戏机以及蓝光播放器涉嫌侵犯自己的4项专利技术,TVI已经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北部地区法院提起侵权之诉。TVI称索尼所用技术为TVI创始人Peter Redford在1997至2002年间与研究人员共同开发,对老式播放器的软件和硬件加以改进,这些技术可使DVD或蓝光播放器在置入光碟后自动运行,代替了先前的人工操作。TVI提供了专家证人的意见,TVI专利顾问Andrew Wolfe通过测试发现,索尼公司的PS3     

反垄断

三星针对欧盟反垄断调查提出应对措施 三星电子承诺避免在欧洲针对重大手机专利权提出法律禁令，以谋求终止因三星与苹果公司争讼而引发的欧洲联盟反垄断调查。根据欧盟执行委员会在声明中勾勒的建议，对于愿意寻求公平授权条件的公司，     

狱侦耳目的证据法问题分析及制度完善——从张辉、张高平冤案视角的反思

浙江张辉、张高平冤案反映出我国刑事司法运行中很多普遍性问题。狱侦耳目制度的滥用是酿成此类冤案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从法制视角解读狱侦耳目,其身份具有合法性,证人证言具备证据能力,只因制度滥用才导致冤案发生。应当从明确管理部门、强化奖惩机制、加强多方监督制约、严格法庭审查等方面完善狱侦耳目制度。这将对加快侦查程序的法制化、规范化进程、真正还原案件事实、进一步预防和消除冤假错案、促进司法公平正义有所裨益。     

滥诉之辩：信息公开的功能异化及其矫正

“滥诉”在行政法学界是一个鲜少被提出的概念，“陆红霞案”中法官对于“滥诉”规制的主要依据为民事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考察民诉中的“滥诉”理论，界定滥用诉权存在“四要件说”与“两要件说”，前者对应侵权责任规制路径，后者则对应诚实信用原则。在承认公法诉权说的理论前提下，行政诉讼法作为民事诉讼法的特别法，两者具有参照适用的可能性。然而，本案法院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时均存在处理失当之处，相较于滥用诉权，本案或许亦有滥用审判权之嫌。在权利与权力冲突背后，信息公开制度呈现出某种扭曲的“异化”状态，承受为信访分流压力的同时，囿于“特殊需要”条款的误读，正发生着与卷宗阅览竞合的趋势。构建公文管理规则以强化主动公开、设置依申请公开的专业引导机制、重新检讨主管机构设置可以达到制度矫正的效果。     

《公司法》第20条中“滥用股东权利”规定的理论与实践

由于缺乏控制权与退出机制,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少数股东极易受到控股股东的压迫。少数股东本可借助于《公司法》第20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获得总括性的救济。然而,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从"超越权利外部界限"的角度理解"权利滥用"、仅向少数股东提供极为有限的救济方式,《公司法》第20条未能发挥其兜底条款的功能。面对相近似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各州公司法的发展呈现出两大趋势:从权利的内部界限判断压迫或者权利滥用的构成;尽可能地向少数股东提供多样化的救济方式。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问题及美国公司法的当代发展,我国《公司法》及司法实践应当进行如下完善:1.以对合理预期标准与Wilkes案规则的中和为基础,从权利内部界限的角度理解权利滥用;2.借由法律解释或者修法向少数股东提供所有正当且合适的救济方式。     

着力解决“四风”问题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简

防止利益冲突,思想教育是基础,制度建设是根本,规范用权是关键,监督问责是保证。开展国家工作人员防止利益冲突工作,既是防止公权私用、权力滥用的治本之策,也是加强干部教育、干部保护的内在之需,还是推进经济转型、社会和谐的重要之举。2013年5月,壶关县被长治市纪委确定为国家工作人员防止利益冲突工作试点县。为切实抓好这项工作,壶关县纪委在探索中实践,在实践中总结,通过设置前期思想教育、中期制度限权、后期规范用权、常态监督问责＂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