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7年毛泽东革命观转变论析

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和列宁的革命转变论应用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伟大实践,毛泽东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由政治革命为中心向以经济革命为重心的全面革命转变,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次重要探索。我们试图从经济、政治、文化领域阐述毛泽东革命观转变的实践,结合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分析了毛泽东革命观转变的基础与条件,进而论述了毛泽东革命观转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俄金融转型的比较研究

通过构建金融转型的宏观分析框架,将金融转型纳入到更加广泛的约束条件分析,可以发现,转型金融尽管在不同国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道路,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一般性特征,就是财政、储蓄、外汇这些外部宏观环境对于金融转型具有极其重要的约束作用,并能够决定其金融体制的设计和变迁。中国以金融功能缓解财政困难,以外商直接投资弥补外汇缺口,以居民储蓄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才能够形成极具渐进式特征的金融转型历程。俄罗斯由于储蓄稀缺、外汇短缺、财政赤字这些问题始终无法妥善解决,对于金融转型具有极强的约束力,使其不得不依靠激进式金融转型来填补这些缺口。     

工会是绊脚石还是劳资间沟通的润滑剂——非公企业老板眼中的工会

随着经济关系、劳动关系和职工队伍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企业工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挑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那么，非公企业工会组织，如何切实发展好桥梁和纽带作用，切实保护好、调动好、发挥好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实现企业与员工利益的共同发展、实现企业效益与员工收益共赢，从而促进企业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是摆在非公企业丁会组织的重要课题。     

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策略——以共同决策机制为中心的考察

公司资信对相关利益群体的有效传递,决定着利益体在公司中投资回报的效率,而在公司董事会中的职工董事则是对外传递信息的一种有效路径与渠道。这种境况在企业以银行为筹资主要路径的德国等国家显得尤为突出。我国应审慎、详实地对自身的市场环境进行考量,在最大限度发挥本土性资源效用的情况下,再积极引进域外经验。     

浅论宪法未列举基本权利的保护

权利是有层次的,权利按层次性可分为基本权利和一般性权利.宪法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全部权利进行保护,因为基本权利是人生而就有的、涉及人的本质和本质特征、关乎人的尊严和幸福的权利,并且它是不断发展的,具有不可穷尽性,宪法只是对现有的基本权利的确认和认可.因而宪法未列举的基本权利的宪法性认可和保护值得加以认真对待.     

工作权之再认识——与劳动权相比较视角下的展开

在将工作限定为职业从属劳动的前提下,工作权意指劳动者所享有的,获得就业保障和职业安定的权利.工作权与劳动权并不是等同的概念,工作权是劳动权体系内的核心权利之一.工作权可以划分为未就业者的就业权以及已就业者的职业安定权.就业权是指未就业的劳动者在寻求建立职业从属劳动关系的过程中所享有的,获得国家就业辅助以及自主、平等就业...     

论行政公益诉讼

当公益诉讼的客体是行使国家权力的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或不法行为时,所提起的公益诉讼类型则为行政公益诉讼.在当代中国,行政主体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所具有的职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其他权力形式所无法取代的.然而现实情况是,行政主体不仅没有切实履行其应有的职责,反而成为了公共利益的最大侵害者,行政公益诉讼的设立实有必要.     

依法治国必须依规管党治党建设党——对话中央党校教授辛鸣

正记者: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聚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关键在于我们党依法执政。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取得历史性成就。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这对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出了新的要求。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必须依规管党治党建设党。     

对协议禁止在专利池之外单独许可专利是否构成专利权滥用的思考——ITC飞利浦光盘案评析

飞利浦光盘案一波三折，从2003年ITC认定飞利浦捆绑6个非必要专利的一揽子许可构成专利滥用，到2009年CAFC专案庭要求ITC查明飞利浦和索尼是否协议禁止在池外单独许可Ladagec专利，再到2010年8月CAFC的全体法官庭审判决飞利浦和索尼的协议不构成专利滥用，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通过回顾该案的历程、争议和裁判，可以看出美国专利保护力度的加强以及专利滥用原则的进一步萎缩，这对分析我国专利法与反垄断法在规制专利许可行为上的关系不无裨益。     

公司共同决策法律制度研究——以“职工满意度”为视角

职工参与共同决策是公司资本民主化和管理民主化的主要实现途径,起源于德国共同体文化的这一制度旨在保护职工权益、协调企业中劳资关系.寻找两者利益的平衡点,通过对不同企业的探索性调研,借助职工满意评价工具分析共同决策制度实施与职工满意之间的联系,探索我国公司法共同决策制度的引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