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7年毛泽东革命观转变论析

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和列宁的革命转变论应用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伟大实践,毛泽东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由政治革命为中心向以经济革命为重心的全面革命转变,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次重要探索。我们试图从经济、政治、文化领域阐述毛泽东革命观转变的实践,结合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分析了毛泽东革命观转变的基础与条件,进而论述了毛泽东革命观转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乡村文化自信:理论·逻辑·路径

乡村文化自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关系密切,本文从历史的视野对乡村文化自信的理论、逻辑与路径进行了探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文化自觉思想为乡村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传统乡村文化的继承、农民公民文化的培育和乡村文化个性的坚守是乡村文化自信的生成逻辑。农民主体意识与文化运行机制的良性互动、外部扶持输送与内部挖掘孵育的多维推进、农民自我管理与制度规范引导的协同保障是乡村文化自信的实现路径。     

关于新时期中国乡村知识分子问题的几点思考

在中国城乡二元的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也在工作地点、生活环境和文化志趣的意义上,被划分为城市知识分子和乡村知识分子,这种区分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文化变迁中形成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乡村知识分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文化的先进性与兼容性、知识的实用性与多向性、道德的示范性与开放性、人格的独立性与复合性相结合的新特点。乡村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是推动经济进步的支柱、加速政治民主的灵魂、发展文化事业的基石、促进乡村和谐的中坚。乡村知识分子也存在知识视野的局限性、乡村情感的矛盾性、社会声望的迁变性和经济条件的脆弱性问题。发挥乡村知识分子作用需要增强使命意识、提高科学知识水平、完善社会参与机制,形成激励政策环境。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认真思考乡村知识分子的基本理论认识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当代乡村知识分子的文化追求

文化建设需要发挥文化人的先锋和骨干作用,当代乡村知识分子的文化追求己成为乡村社会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支撑。建设美丽和谐乡村离不开乡村知识分子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挖掘乡村乡土文化的现代因素离不开乡村知识分子的踏实工作,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乡村知识分子教育引领。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人才队伍成长的思考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一部气势磅礴的红色经典,参与《东方红》创作演出的文艺工作者在革命文化的熏陶下,不仅创造出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而且培育出一大批德艺双馨的革命文化人才。五四文化的熏陶、延安文化的影响和新中国文化思想的哺育,是《东方红》人才队伍成长的必要条件;创作演出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教育指导,演职人员的军事化管理训练和社会环境的有力助推,对《东方红》人才队伍成长有特殊的意义。参与《东方红》创作的演职人员在文艺舞台上,持久地展示着革命文化人的形象,持续地发挥着经典文化人的作用。总结思考《东方红》人才队伍成长规律,对于今天文化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的大众化探析

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无论从教育对象、教育内容，还是从教育方法上，都体现了鲜明的大众化特点。探究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大众化的成果和经验，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普及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周恩来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文化意义上的思考

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经过五十年的历史检验,已经成为不朽的经典。《东方红》以人民革命的光辉历史和毛泽东思想为主题,坚持革命化、民族化和群众化相统一的创作原则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针,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优秀人才,奠定了新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根基。我们在文化的意义上思考和研究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对今天的文化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启迪意义。     

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党对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构建

中国共产党登上执政舞台之际,必须把强制性权威转化为合法性权威。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党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提出要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从而构建起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今天,回顾这一构建过程,可以得出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