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一次办好”模式优化创新路径探析

2018年以来,山东省深化“一次办好”改革,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各地市纷纷结合本地实际,通过开展规定动作+特色动作进一步细化落实。经过近两年的实践摸索,“一次办好”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成效显著。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发现“一次办好”仍存在“痛点”和“堵点”。应以此为突破口,各级政府结合实际,坚持问题导向,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消除“痛点”、打通“堵点”,进一步优化创新“一次办好”改革模式。     

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法律认定

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法律认定是实现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目标的重要依据和前提。当前,对于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认定标准,政策规定过于模糊,法律规定尚属空白,学界存在诸多认识误区和局限性。对此,需要在坚持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全面兼顾"谁投资谁所有""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利益考量,主要从土地集体经营性资产和非土地集体经营性资产两个方面界定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通过修法对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进行明确法律认定。     

识法代言人

沈阳于洪:“三个聚焦”服务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近年来,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检察院创新探索了“三个聚焦”服务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新模式,提升服务保障的针对性、精准性和实效性。聚焦司法监督,助力企业堵塞管理漏洞。开辟涉民营企业、企业家案件办理绿色通道,完善案件办理机制,快速受理、优先办理民营企业的申诉、举报和控告。对于涉民营企业的轻微刑事案件,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原则快办快结。建立健全涉民营企业、企业家案件办理全流程跟踪机制,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负面影响,全力维护民营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张文博:特殊罪犯的心灵改造师

个人简介张文博,1982年生,中共党员。现任安徽省白湖监狱管理分局沐集监区党委副书记。他于2006年参加工作,获“全国监狱劳教(戎毒)工作先进个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获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2020年11月24日,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习近平经济发展“四个更”重要论述及其时代意义

习近平经济发展"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指引我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行稳致远的行动指南。这一论述的核心内容是: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制度差异与制度创新:多元制度互动下的大湾区改革

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香港、澳门与内地之间的制度差异如何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学界对此仍关注不足。论文基于制度主义理论,构建了"制度差异-张力-制度创新"的理论框架,以深圳前海自贸区的工程建设管理制度改革为案例,分析了制度差异推动改革创新的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的制度逻辑形塑行动主体的认知与行为,因此多元制度在互动中能够产生张力,进而激发行为主体的能动性,促使其反思、设计新的制度、采取改革行动,最终促成制度创新。中国内地与港澳的制度在"一国两制"方针下得以多元共存,制度差异在粤港澳密切互动中产生的张力是大湾区改革的创新源泉,使大湾区在国家改革与发展大局中发挥重要作用。     

“韦伯命题”之争及其启示

上世纪初,韦伯提出并论证了韦伯命题——中国司法属于非形式主义的卡迪司法。近百年以后,中国大陆就这一命题的真伪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高水准学术论辩。如果正确理解了韦伯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概念——理想类型——及其衍生的卡迪司法的真谛,并运用整体的观念来评价中国司法,则韦伯命题的成立是无可置疑的,否定论者所列举的实证材料,并不是韦伯立论的基点。韦伯命题之争有复杂的时代背景,它的背后涉及法律文化是否存在普适性价值、不同时空中的法律文化是否存在可比性、如何客观认知和理性对待本族法律文化传统、法律现代化是否可欲及其价值取向等重大的法理问题,特别是对形式主义司法的认知与评价这一重大的司法哲学问题。这些与中国司法未来走向息息相关的时代性问题都值得法学界认真对待。     

“两高”: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问:“一老一小”是社会普遍关心关爱的两个群体,也是最容易因食品安全受到侵害的群体。请问《解释》对“一老一小”的特殊保护体现在哪些方面?答: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由于身体机能原因更容易受到不安全食品的侵害。让“一老一小”吃得安全、吃得放心,是全社会共同关心的大事,也是司法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针对司法实践中“一老一小”食品安全保护的薄弱环节,《解释》从多方面对保护“一老一小”的食品安全作出明确规定。     

司法改革方法论的反思性整合——一个实践理性的视角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司法改革的推进需要在实践理性的指导下,通过新的方法论体系来予以重新解读和把握。当下司法改革的方法论面临价值理性缺失、工具理性误区和理论范式失衡的现实困境,需要在问题导向的基础上,借鉴和利用多种社会科学方法,透过多种视角探讨如何认识改革、如何推进改革、如何评价改革,在实践建构中实现方法体系的反思性整合。以"制度化的社会回应型司法"为基本目标,协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统合国家治理的实践逻辑与法治的价值逻辑,统筹推进司法制度的改革和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