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法介入家庭关系的界限及其对婚姻家庭编实施的启示

家庭法与家庭生活存在一定的意义分野,家庭生活的亲密性和伦理性决定了家庭法介入家庭关系存在一定的界限,法律应当为家庭的自我管理保留足够的空间。基于家庭法和家庭生活的互动关系,家庭法对家庭关系的介入应当采用"目的性弃权模式",使国家有针对性地对公民的家庭生活进行法律层面的干预。当家庭关系陷入危机甚至破裂,或者影响到第三人,或者违反保护家庭中弱势群体等底线道德时,家庭生活的亲密环境就让位于当事人权利义务界分的需求,家庭法方可有的放矢地介入。家庭法介入家庭关系的界限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具体制度提供了理论渊源,婚姻家庭编应当以之为指引,促进自身规范的解释与适用,并在处理与其他各编关系时保持坚守与张力,以共同推动《民法典》为人民群众提供坚实的权益保障。     

论体验式教学在法律基础课中的运用——以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法律基础部分为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法律基础部分在授课过程中存在教师不专业,信息量大但授课学时少等问题,面对这种客观现实,体验式教学和其他教学方式相比而言是较为理想的授课方式.要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在体验式教学中也要注意把握好分寸.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论思考北大核心CSSCI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更加凸显,处于"实然"与"应然"的紧张、"期待"与"差异"的冲突、主流意识形态与各种社会思潮的博弈、"一"与"多"的较量状态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资本逻辑仍然具有合理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已经成为重要时代课题。必须从哲学方法论视角,正确把握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中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思想生产"和"思想分配"的关系、民族主体与人类主体的关系,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     

论实践的人权研究——基于1949年以来人权研究论争的考察

自1949年以来,人权研究几经波折。至今60余年的时段中,人权研究出现了许多重要的节点--人权研究论争。这种论争几乎遍布了人权研究的每一个领域,并且,参与者众多。通过对这些论争的类别化和历史化的分析,可以发现整个论争史可以折射出人权研究学术史的线索,即两者表征了同质化的研究转向,背后共享着同一个动力--实践,包括政治实践、法治实践与社会实践,且多重实践却最终回归到了人作为目的的本身。     

教师教育专业化的价值取向研究——以江苏高校为例

在当下教师教育改革的热潮中,虽然国家加强了对教师教育专业建设的指导与扶持,但鉴于当前教师教育职前培养目标偏重实用,学科设置趋于功利,课程安排以市场为导向的现状,导致了教育的目的性价值被僭越而引发了师范生在现行教育下的师范意识的缺乏,教育信仰的迷失以及入职后的焦虑和迅速懈怠感等问题。当前教师教育若想实现其目的性回归,必须重设培养目标,先"学而为人"再"学而为师",拓展"师范"内涵以拓宽就业道路,并且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师范生培养体系。     

马克思坚守理想信念的理论认识与实践研究 ——基于马克思国家理论形成过程的思考

国家消亡、人类解放是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的宗旨和理想信念。马克思所追求的这一理想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并且在其国家理论形成中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一是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留下的思想材料并结合社会现实的研究加以诠释和发展;二是他在中学德语作文中所表达的理想终生未曾放弃,其国家理论形成时期的文本比较集中地表达了这一理想信念;三是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形成过程呈现出受理想信念影响的痕迹并服务于其理想的实现。     

公共利益、法律的具体化与释法

正在现代法律体系中,释法系"将法律具体化"这个宽泛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多数法律争议中,法官援引法条处理案件,因此必须解释相关条款之意义。将这种法官释法的活动称为"解释"(Auslegung)、"注释"(Interpretation)或"具体化"(Konkretisierung)都无关紧要,〔1〕但是能否将此活动的结果视为"法律评论"(KommentierungdesRechts)或者"法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视阈中的全民修身行动

修身,实质上就是一个平台（或曰载体）,其所承载的内容及其转化为人的言行后是否真正表现为＂善＂,在不同视阈（或曰价值语境）中有不同的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引领全民修身行动既合目的性,又合规律性,还合实践性,表现为当下真正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