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证据预断之防止及限定

由于证据收集调查标准的不明确和证据裁定制度的缺失，实务中经常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5条的规定，在尚未实际调查证据之前以“关联性”审查评价证据的价值，并驳回当事人收集调查证据的申请。这种“证据预断”的裁判方式混淆了举证要件与心证标准，损害当事人的举证权和听审权的风险极高，应加以禁止或者限制。未来应注重举证一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和协力义务，回归并严格适用司法解释为之设置的消极要件，即法官只有在明确完全无收集调查必要时方可经妥当阐明而驳回，其他的合法预断情形则应当作为例外予以界定，避免任意突破。     

裁判文书证据说理的实证分析与规诫提炼——以法发〔2018〕10号为中心

证据说理是裁判文书说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从价值维度进行辩思,有助于理性认识证据说理的多重功能和作用。与事实认定说理和法律适用说理相比,证据说理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与低估,还存在说理要素不全、争点不明、逻辑不清、繁简不当、论证不足等问题。为落实裁判文书说理改革对证据说理提出的要求,实有必要提炼证据说理的具体规诫,提升说理的具象化与实践性。     

论刑民诉讼程序的有效衔接

刑民诉讼程序有效衔接具有重要制度价值,在为刑事案件转入民事诉讼处理提供制度出口的同时,又为该转换提供可行性程序支持.现阶段,应当在刑事立案侦查程序、审查不起诉程序、审判程序中衔接民事诉讼程序,赋予当事人程序衔接知情权,建立刑事案件证据移转支持民事诉讼制度,明确刑民诉讼制度证明标准差异,允许在同一证据基础上出现不同认定结果的刑民判决,并逐步扩大先民后刑处理案件范围.     

测谎意见证据许容性探讨

我国法律并未明确测谎意见的法定证据属性。为使测谎意见取得法定证据资格,应完善测谎活动的相关立法与技术规范,培养合格测谎人才,提高测谎技术的科学信度,推动测谎意见作为法定证据试点改革,尽早将测谎意见引入刑事诉讼法的证据体系。     

探矿权转让合同的生效及解除

【裁判要旨】在审理探矿权转让合同糾纷时,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探矿权转让合同并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应首先审理探矿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形态,即合同是否成立、生效及合同条款的法律约束力。依法成立未生效的探矿权转让合同,对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具约束力。符合法定或约定解除条件的成立未生效的合同中的大量约定条款,在合同成立未生效期间,始终对合同各方当事人处于约束状态,在合同一方当事人依约行使解除权时,适用合同解除制度,以实现公平效率价值。对于探矿权转让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在违约责任约定不明情况下,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兼顾商业风险负担和利益平衡等因素,根据事实证据并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合理分配双方损失负担。     

我国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立法考察——以19份相关规范为样本

规范设立是在抱有理论期许的同时,对本土现实的妥协式鞭策。当下,刑事补强证据规则虽然遮蔽于"孤证不能定案规则"和"刑事印证规则"的阴影之下,但仍有19份规范与证据补强要求直接相关。分析来看,现有规范中的证据补强要求存在主证据范围拓广、补强证据要求具体化以及适用效果扩张等特点。由于受到对策式立法的影响,现有的证据补强要求虽然貌隐于分散的条文之中,但同样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事实认定这一基本功能。其功能偏离主要表现为补强概念的模糊与混乱使用、适用边界的模糊与范围收缩两个方面。     

文书提出之秘密保护

文书提出命令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与案件有关的证据被全部提交,有利于缓解“谁主张,谁举证”规则与证据偏在之间的矛盾,对于保障当事人的实质平等和贯彻证据裁判规则意义重大。但是,文书提出命令的发出隐藏着秘密泄露的潜在风险,其秘密保护范围不明、审查程序欠缺等可能会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甚至与证据法价值、社会道德相冲突。与域外先进经验相比,我国的文书提出命令制度虽已基本确立,但却未能充分考虑其秘密保护。因此,必须厘清文书提出的除外事由,构建秘密审查程序与判断机制,强化除外事由的证明责任承担,加大秘密保护权利的救济,以充分发挥文书提出命令的重要作用。     

审理山林确权类行政裁决案件可适用变更判决

【裁判要旨】本案通过指明行政裁决基础争议为民事争议,人民法院对民事纠纷,原本就享有完全的司法裁判权;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40条第2款关于行政裁决案件一并审理民事争议无需另行立案的规定,以及自然资源确权行政裁决行为涉及款额的确定,从实质化解争议角度出发,认为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证据充分确凿的情形下,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依法作出变更判决,直接将土地、山林等自然资源权属判决确认给争议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