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话愿和他说!”——记市自来水公司水源四厂党支部书记李鸿儒

有人说,80年代党务工作难做,书记难当,既没有权又没有钱,说话没人听了。而水源四厂党支部书记李鸿儒同志却卓有成效地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了职工的心坎上。经他做工作,后进的职工变先进了;离婚的夫妻复婚了;准备吃安眠药自杀的职工又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     

以创先争优 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教学对象：基层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教学目标：通过教学,使学员明确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作用,从而使学员明确自身责任,努力创先争优,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奉献热情、贡献力量;教学提示：教学前需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教学过程中可适当引用教学参考之内容;教学时间：1．5小时。     

庭审阶段补充侦查制度合理性省思——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背景

庭审阶段的补充侦查制度是职权主义诉讼结构和"侦查中心主义"的产物,其理念是追求"实体真实"。该制度不符合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精神,有违控辩平衡的诉讼原则,也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导致司法资源浪费和诉讼效率降低,且有侦查权僭越审判权之嫌。针对上述弊端,结合检察机关正在实行的以"案-件比"为中心的考核机制,宜尽快废除庭审阶段的补充侦查制度。作为补偿,应当赋予控辩双方平等的证据申请权,改由人民法院进行庭外调查,庭外调查的重点应是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对于庭审阶段翻证的证人,不宜由侦查(调查)机关单方面询问核实,而应当通知其出庭作证。     

论自媒体时代涉警网络舆情治理

自媒体时代,加强涉警网络舆情治理,对于维护社会治安、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公安机关应当积极研究和把握涉警网络舆情的特点,反思在对其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积极寻找对策。同时还要通过恰当的措施、健全的机制、完善的法律法规来有效的预防、化解涉警舆情危机,助力网络维稳。     

培育公众科学素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的互动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密切。而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时期,公众科学素养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程度。因为,科学素养关乎科学方法、科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并因此直接影响公众的思维方式,关乎个体如何通过行为方式来参与社会,关乎个体的价值观如何融入社会的价值观。鉴于公众的科学素养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密切关系,科学素养的培养应与构建和谐社会同步进行,这与我国目前公众科学素养的现状有直接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与培育公众的科学素养同时作为发展的目标,社会的全面和谐才有更切实的保障,才能实现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幸福安康,才能实现人类的共同进步。     

被告人与律师之间的辩护冲突及其解决机制

被告人与其辩护律师之间的辩护冲突是我国辩护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一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域外处理辩护冲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事人主导辩护”模式,另一种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律师独立辩护”模式,两种模式分别有其形成的内在机理和运行逻辑,且各有利弊。我国辩护冲突的解决应当借鉴“律师独立辩护”模式之所长,实现从“绝对独立”向“相对独立”的转型,并通过“辩护协商”的工作机制预防和化解辩护冲突。     

刑事见证及其法律效力研究——诉讼证明中一个被忽视的问题

刑事见证一直被当作一个技术性问题而为我国诉讼法学界所忽视,其所蕴涵的监督制约价值和诉讼证明功能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我国现有的刑事见证规范不但内容粗疏,而且见证与否对相关的侦查行为及由此所取得的证据材料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从而导致权力滥用和制度变形,这不但与程序正义相背离,而且妨害实体真实的发现。对公权力过分信任的政治哲学、＂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文化以及偏重于惩罚犯罪的诉讼目的等,都影响了制度的精细化设计及其应然功能的发挥。无论是顺应证明模式转型的发展趋势还是基于程序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抑或是保障证据证明力及侦查程序正当性的要求,均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刑事见证问题。只有把见证人见证作为一项独立的诉讼行为予以制度完善并赋予其一定的法律效力,刑事见证才能实现从技术到制度的转变。     

法治化视阈下网络暴力与舆论监督的分野

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确有严厉惩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然而如何保证准确及时地进行打击,同时不损害作为公民宪法性权利的言论自由权是其中的难点。在现代社会,言论自由权主要体现为网络言论的自由行使,这也是舆论监督的重要载体。为此,首先需要明确处理二者关系的基本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对官员的监督批评性言论优位原则、对特殊群体言论实行最大限度宽容原则、存疑有利于言论人原则、利益衡量原则等。识别方法采用一般识别法与具体识别法：一般识别法主要考量信息的来源、信息内容是否具有侮辱性和诽谤性、揭露和批评目的是否具有公益性、话题本身是否具有公共性、评论者是否客观中立、被评论对象的行为是否违反法律和道德、评论内容与事件本身是否具有相关性等。除一般识别法外,还应具体甄别舆论监督与侮辱罪、诽谤罪和侵犯个人信息罪的区别。     

关于推进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改革的四个重大问题

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是人们关注的重点、焦点,一直处于经济改革的风口浪尖上。从最早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到后来的承包经营、租赁经营,再到后来的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抓大放小,大量的国有企业改制、转制,兼并破产、下岗分流,可以说经历了艰辛的探索过程。从国有企业的内部领导体制上,也经历了由过去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变成厂长（经理）负责制（国有企业党委由领导核心变成了仅仅起保证监督作用的从属“配角”地位）,再到后来党中央明确提出：党对国有企业在政治上的领导权绝不能丧失,国有企业党组织处于政治核心地位,必须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为什么国有企业始终处于改革的中心或者说重要的位置上？因为它的地位重要。国企改革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不仅是重大的实践问题,也是重大的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