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单位治理的制度陷阱与超越路径

单位内部的微观治理是将宏观治理的政策安排在单位内部执行中并具体化。在新时代,我国实行制度博弈与单位治理,是实施渐进式转型的社会单位治理的一种有益选择,在对西方制度变革下单位治理取长补短的同时,转变对社会单位的认识,完善的法律法规和相应的政策等是破解单位治理中制度陷阱的不二选择。     

行动情境:IAD框架下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乡城情境分析

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下,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生存空间可划分为农村行动情境与城市行动情境,这有助于描述与研究农民工的行动选择与生存状态。基于影响行动情境的内部变量和应用规则对农民及家庭的行动选择、结果以及影响进行深入解析可以发现:在农村,传统农业转型缓慢,农业现代化滞后,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下降,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在城市,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户籍"坚冰"难破,人的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农民想留却留不下。在非均衡的制度安排下,农民工通过家庭化迁移来实现家庭弥合并非易事,不得不处于"半市民"状态,家庭处于离散状态。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权研究

伴随着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需要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推进国家利益在世界范围内较好实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逐步探索形成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核心的政党制度和政党理论,推进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为丰富和完善世界政党理论做出了贡献,但是目前政党制度及其理论的国际话语权仍然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我们需要直面西方国家在政党制度及其理论方面的话语主导、国内学术话语影响力不足以及话语传播形式和途径不够丰富等现实问题,创新我国政党理论的话语体系,完善我国政党制度的理论体系,不断提升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世界政党政治中的国际话语权。     

美国对拉美安全治理模式的多维度分析

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保持着极为特殊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关系。自门罗主义问世以来,美国一直将拉丁美洲视为自家"后院"和安全屏障,安全利益是美国政府在制定对拉美政策时优先考虑的要素。经过近200年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美国对拉美的安全治理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可基本概括为以相同或相似的安全观为基础、以国家总体实力和集体安全机制为主要工具,以始终维持西半球美国单极霸权体系为目的的安全治理模式。美国历任政府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拓展、丰富安全观的理论内涵和时代内容,灵活运用具有绝对优势的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软硬实力,逐步完善"以我为主"的西半球集体安全制度安排,或是同化、拉拢,或是打压、威慑拉美国家,坚定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利益。正是这些多维因素通过相互作用共同构建起美国对拉美安全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的持续作用下,美国对拉美安全政策一直保持高度的稳定性,美拉安全关系结构至今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传递机制论析

作为世界上情报体系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国家安全情报机制一直以来备受各方关注。九一一事件催生了美国情报体系全面而彻底的改革。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美国情报界实现了从机构林立的分散体系到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领导的有机整体的重大转型。从总体机制来看，美国情报界现已形成情报机构一体化与任务一体化的双轮驱动体系，其情报传递网络不仅涵盖领导、协调、执行三个层级间的纵向传送，而且包括不同情报机构之间的横向协调，基本实现了情报整合与信息共享。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国情报界统领，其下设的反恐、反扩散、反情报和网络情报中心构成了美国国家安全情报分类传递机制的四大支柱。通过比较，四大分类传递机制中最为成熟的是反恐中心，其次是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再次是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最后是反扩散中心。由于各类情报机制自身发展程度的不同，其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也不一样。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传递机制的改革“瓶颈”既有发展不足导致的结构性困境，也有外部安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此外，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使得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体系的发展方向呈现出新的态势。     

数据治理语境下公司社会责任的基本内涵和制度构建

个人数据泄露、数据歧视等兼具法律和道德要素的问题持续困扰着社会,这些问题的解决难以仅仅凭借监管者单方努力彻底根治。在"数据共治"的大格局下,作为数据治理参与者的公司在保护数据安全、实现数据正义等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觑。公司法中的"公司社会责任"制度能够为互联网公司等主动式参与数据治理提供一定的规范指引。在此语境下,公司社会责任的基本内涵以网络社群关系为起点,并在实用主义的导向下,可以类型化为数据治理原则、数据治理法律义务以及数据行业习惯。同时,借鉴国外"经设计的数据保护"等模式,将公司社会责任预先"嵌入"数据处理的整个生命周期之中,在解决"公司社会责任"规范可操作性差、缺乏约束力等弊端的同时,亦能为公司提供参与治理的正当性基础和基本路径。     

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难点与对策

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面临农民退出意愿不强;对宅基地"三权分置"和赋权扩权缺乏法律依据;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实施主要靠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推动,难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补偿资金筹措困难;宅基地的保障功能与财产功能难以兼顾;节约土地资源与便于农民生产的矛盾难以协调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寻求破解之道。文章提出应通过合理确定宅基地的退出补偿标准,调控结余指标流向;完善法制,建立城乡一体的不动产登记体系,为宅基地赋权扩权提供法律保障;合理制订宅基地有偿使用费的收费标准,形成宅基地收益分配公平机制;建立健全农村宅基地交易市场;强化村集体实力,增加政府投入,多渠道筹集宅基地退出补偿资金;促使宅基地的保障功能和财产功能有机协调等措施,化解上述难点,推动宅基地制度改革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