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保护规范论

作为现代公权理论的核心,保护规范理论对于主观公权利的证成具有决定性。随着历史的发展,保护规范理论的新旧两种见解得以形成。但保护规范理论立基于存疑的原理:作为保护规范理论基础的利益概念并不明确,公益与私益的区分颇有疑问;法规范的解释方法与解释规则并不确定;保护规范理论在适用上也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有鉴于此,应当对证成主观...     

侵权责任编草案：民生无小事 字句总关情

高空抛物、环境污染、医疗损害……预防和制裁这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侵权行为,需要完善的侵权责任制度。作为民法典草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侵权责任编在修改完善过程中吸收司法实践的有益经验,体现民法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采纳社会各界的建设性意见,彰显出新时代立法工作的先进性和字里行间对民生的关切。     

外围国家的自主性模式:拉美“自主性学派”的视角

在"中心—外围"的国际体系结构中,位于体系中心的强国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掌握国际事务的主动权,而位于外围地带的弱国则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外交行为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因此,自主性成为外围国家对外政策中的核心概念。外围国家如何才能加强自主性?拉美国际关系学者围绕"自主性"这个命题,形成了强大的地区学术共同体,提出了"对抗型自主性""外围自主性""非正统自主性""投资型自主性"和"关系型自主性"这五种迥异的"自主性"观,阐述了外围国家谋求国际事务自主性的路径。"对抗型自主性"主张革命;"外围自主性"主张消极中立;"非正统自主性"主张在战略问题上与中心国家保持一致,但抓住稀缺的机会开展战略性操纵;"投资型自主性"主张以自主性为工具,追随中心国家,以便获取中心国家给予的援助或地位;"关系型自主性"则主张利用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赖网络,相互牵制,便能获得更大自主空间。本文梳理拉美"自主性学派"提出的外围国家谋求自主性的行为模式,试图建立起外围国家对外政策的初步分析框架。     

总体权力范式的建构史研究 ——安德森如何超越曼恩与朗西曼的权力理论

迈克尔·曼恩因其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中对权力的深入研究而赢得了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等学者的广泛赞誉,安德森在文化霸权范式向总体权力范式转换的过程中遭遇这一思想,他在《迈克尔·曼恩的权力社会学》中阐述了人类关系的权力本质,从而超越主体与结构的两元对立,将历史理解为重大事件集合而非线性过程,总体权力范式由此初步建构。安德森总体认同曼恩关于权力来源于经济、意识形态、军事的观点,但对其忽视同等重要的政治因素与夸大文化的作用给予了批判。安德森在《W. C.朗西曼的新进化论》一文中批判了朗西曼的《论社会理论》,将政治指认为贯穿古今的权力来源之一,以政治、军事、文化、经济构成的总体权力范式来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由此完成了总体权力范式的建构。     

赫哲族伊玛堪代表性传承人生命历程研究——以尤文凤为个案

伊玛堪是赫哲族世代相传的民间说唱艺术形式,2011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运用生命历程理论,结合观察和深度访谈法,选择省级赫哲族伊玛堪代表性传承人尤文凤为个案,考察其学习、传承伊玛堪的具体过程,提出伊玛堪的传承与保护既需要作为个体生命的代表性传承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也需要政府、市场、专家学者、媒体等多种社会力量与其协同合作。     

列宁灌输论的三重逻辑

从历史逻辑来看,列宁的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诞生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灵活运用,是关于无产阶级及其历史使命的理论的相关内容的继承和发展,是在领导俄国党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对其革命实践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得出的科学结论;从理论逻辑来看,列宁从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目的出发,坚持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真理与价值的统一,论述了为什么要灌输、怎样灌输的基本理论和重要依据;从现实逻辑来看,列宁的灌输论揭穿了俄国经济派、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等错误思潮的面目,为工人运动开辟了正确的道路,将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促进了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胜利。列宁的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思想宣传和理论教育的理论基础和一般规律,在今天对中国共产党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的理性逻辑、风险题域与应对策略——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

基于共生理论来展开"逻辑—风险—策略"的分析框架,可以深入理解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的逻辑发生学。从发生秩序论、实践动力和目标指向来看,枢纽型社会组织呈现"组织化—再组织化"的交互逻辑、政府与社会的互塑逻辑、政府与组织资源的互依逻辑。从共生界面分析,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面临权力过载、目标偏移、内源性腐败、结构性失衡和社会认同偏离等或然风险。因此,我国需要构建"政府—枢纽型社会组织—会员社会组织"的对称性、均衡性互惠合作共生关系,以价值理性来引导枢纽型社会组织治理制度创新;推进枢纽型社会组织走向政治性与社会性的融合之路;加强腐败治理与防范,完善科学有效的监管体制机制;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与会员社会组织间民主平等的合作治理机制;注重"扶优扶强"与"扶新扶弱"政策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