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与中国悖论

发展型国家论中存在两个研究传统:第一个研究传统重视政商关系和资本形成,流行于政治学和行政学界;第二个研究传统关注政企关系和资源使用,具有经济学和管理学色彩。在发展型国家论的初创期,分别以主流和潜流形式存在的两个研究传统相互补充,为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连续的理论突破就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实现的。在后续发展中,二者渐行渐远,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空间日益狭窄,理论突破的可能性受到限制。这种研究格局从未被识别,但是对于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每当被引入关于重要新兴经济体的分析,发展型国家论都会经历一次重要的理论突破。但是,发展型国家论与中国实践的相遇并未带来类似突破,此即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两个研究传统的疏离是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的成因之一,两个研究传统的统合是推动基于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研究的重要方向。     

如何防止转型期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流失?——基于四种类型划分的案例比较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推进和利益的日趋多元化,如何防止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流失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和学术问题。为全面探究转型期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流失发生原因,论文使用类型学研究方法对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流失现象进行了类型划分,从"流失阶段"和"动力来源"两个维度,将其划分为"源头自利型""源头捕获型""下游自利型""下游捕获型"四个类型,并根据每个类型的特点,选取了对应的典型性案例。通过比较上述类型及案例,发现防止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流失要做到:通过有效制衡制约公权力自利性;保障民众和社会组织有效参与政策议程;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必要束缚;完善腐败治理体系以防止公权力被捕获。     

党内监督评估体系建设初探

对党内监督进行有效的评估是改进党内监督的重要环节,也是党内监督后续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依据。目前,我们党内监督评估的公众参与度不高、相关信息公开透明度不够、评估标准不科学。鉴于此,应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到评估过程中;提高党内生活和党务活动的透明度,充分满足党员及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建立科学的、具有理论自洽性和现实适用性的党内监督绩效评估标准。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的中国商事法律继受问题初探

对中国商事法律继受的哲学属性进行研究，目的在于透过“中国商事法律多渊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现象，探求“中国商事法律继受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科学活动”这一本质，进而阐明中国当代法律继受所蕴含的深层哲学理念。文章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法理学、商法等基本原理，通过对商事法律继受实践资料的整理与评析进行研究。认为中国商事法律继受活动蕴含着一系列哲学价值，应根据中国国情，借鉴、移植世界其他国家立法的有益成果，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商事立法活动更加科学化、规范化、民主化。     

香港特区行政主导体制的困境与出路——建立管治者同盟的可行性与路径分析

香港回归后,特区行政主导体制运行并不顺畅,原因是制衡机关的制衡过重而配合不足、特区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日益强烈、行政长官未能建立起强势领导等。建立管治者同盟,是完善行政主导体制的路径之一,从基本法框架下的可操作空间、香港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环境以及行政长官的权力配置三方面来审视,都具备建立管治者同盟的可行性。建立管治者同盟的路径,包括改革行政会议制度、完善主要官员问责制、发展政党政治、增强行政长官的政治认受性等。     

重新认识代表制在协商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

协商民主的核心诉求是通过协商达成有理性基础的共识,在制度设计上,它往往强调参与以及参与过程中的平等、理性和互相理解。因此,传统的协商民主理论一般不强调"代表"的重要性,代表制一般被认为是公民人数众多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但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出现了对这一观念进行反思的倾向,从最初对代表制的否定和贬低,到现在出现一种向代表制的回归,代表制在协商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获得了重新认识。斯特凡·卢曼斯等人的理论贡献指向这样一种可能性:代表制在协商民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与政治参与并不矛盾,对它的合理运用也能修正协商民主可能带来的以理性为名义的独断。     

基于整体教育理论的大学生发展指导工作初探

随着国家发展战略和高等教育改革对于高素质人才日益迫切的需求,整体教育理论开始成为高等教育的热门理论,着眼于提升综合素质的大学生发展指导也逐渐成为高校育人工作的热门领域.为此,在系统梳理整体教育理论核心概念、发展脉络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寻找整体教育理论与大学生发展指导的契合点,探索整体教育理论与创新大学生发展指导工作的可能途径,已成为现阶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     

北京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水平评价及其提升举措研究

随着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中国的人口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些问题不仅表现为人口自身发展的失衡，也表现为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关系的失衡。在此背景下，“人口均衡发展”的理念被提出来。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将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确立为我国人口发展的核心目标。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和常住人口超过2100万的特大城市，人口内部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同样是摆在北京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重大政策课题。     

智慧城市的政策分析:过程、信念与政策设计

智慧城市是近年来全球信息化政策的热门议题,已有至少200个中国城市提出智慧城市建设的有关规划。中央相关部委虽然政策进展不一,但已进入重要政策议程。技术与管理专家积极参与不同层面的政策过程。虽然政策主体的信念各有不同,但由于面临协调和竞争压力,互补的"信念"便形成缔造智慧城市的政策"联盟",并分享信息化变种的收益。在政策话语中形成了"以城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两种对城市的基本认知,由于缺乏制度设计,也带来建设困境。基于文化分层的顶层设计分析框架或可提供破解思路。摘要:     

政府在产业集聚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不同时期的产业集聚理论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持有不同见解,20世纪以来相关理论研究如空间经济学等,强化了政府对产业集聚发展的作用和职能,并进一步揭示了产业集聚的优势。服务业集聚的特点与制造业不完全相同,对政府管理的要求更高,因此,政府的政策行为及角色定位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