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需要“隔离”吗?

毋庸置疑的是,当中国为各国防控提供"窗口期"之际,制造分裂的人只能带来灾难,只有全球团结才能阻击病毒,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德尔维什将之总结为"负责任的国际主义"。"这是决定性时刻。"2月27日,针对欧亚多国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呼吁采取"全方位"的疫情防控方案,即"每个国家必须同时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为本国可能发现的零散病例、聚集性病例、社区传播乃至持续社区传播做好准备。     

乡村振兴中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持续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加速了农村社会的分化,加之日益加剧的人口稀疏化、老年化,乡村大有衰落之势。在社会治理领域,农村内部矛盾不断增多,包括村霸在内的黑恶势力严重影响农村社会治安,各种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问题复杂多样,乡村治理面临巨大挑战。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两年多来,围绕社会治理,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大政方针,为乡村有效治理指明了方向。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基本要求,在“七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的总框架下,完善党组织领导的“三治”结合的乡村社区治理体系,落实县乡村联动的乡村治理工作体系,横向上要建立健全权责清晰、体制顺畅、多元互动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纵向上要建立健全指挥有方、服务到位、上下联动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     

时讯点击

司法部追授郑凯同志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2020年2月18日,司法部追授河南省荥阳市司法局社区矫正管理科科长郑凯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郑凯始终奋战在抗疫一线。2020年1月30日凌晨,在前往疫情防控服务站途中,郑凯遭遇车祸,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年仅44岁。     

喻新亚:网红院长的战“疫”担当

2019年3月20日,岳阳市人大代表、时任岳阳县人民医院院长的喻新亚调任县电视台党组书记、台长。这一正常的人事调动,让他一度成为“网红院长”,面对各方询问,他尴尬、无奈。2020年1月28曰,根据组织安排,他重回岳阳县人民医院.担任党委书记.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任命,让他再次成为新闻焦点,面对各方询问,他坚毅、自信。     

辖区单位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创新

动员驻街道社区内的所有单位和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需要一组新的政策工具或机制。清单制作为技术治理工具,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中具有重要功能,是一种机制创新。基层党组织是联合其他参与者一起行动,撬动资源、行为和政策变化的催化剂,是推动新的机制有效运转的根本保障。     

主辅协作:社区治理的基本结构与运作机制 ——基于若干社区案例的讨论

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尚未出现"多元共治"格局,而是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主辅结构。主辅结构是以基层组织为主导性力量、以积极分子等社会力量为辅助性力量的社区治理结构,基层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社会性力量则发挥着信息媒介和应付任务等辅助性作用。主辅结构的形成与群众动员的传统有关,情面关联、社会性报酬和利益回馈等构成了主辅结构的维持与再生产机制。社会分化加剧会弱化主辅协作的运作效果,通过发展灵活简约的居民自组织是构建长效机制的有效途径。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和壮大辅助性力量并举,是探索建立我国社区治理模式的有益尝试。     

情境预防视阈下首都社区安全治理——基于北京市23个社区的调查分析

情境预防理论表明首都社区安全治理绝不能仅依赖警察为主体的国家强制力,而应通过社区情境的优化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社区治理效果。基于对北京市23个社区的调查分析,发现社区物理环境显著影响着社区安全度,楼房社区-自住平房-公寓-出租平房形成自高至低的社区安全梯度,因此情境预防应融入社区物理环境的规划-设计-建设-维护流程。另外,社区社会情境同样显著影响着社区安全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与社区警务机制作为安全网络的双重支柱,应由压力型体制下单向执行转向双向互动网络,而基于互联网与物联网的社区大数据平台应构成社区神经系统与实时自动监测系统。     

主体·制度·文化:城市社区支部建设质量的三维分析

城市社区支部建设质量是"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前提和基础。提高城市社区支部建设质量应当从主体、制度和文化三个维度入手。主体是核心,即支部主体强健,则党支部的领导力强,这是城市社区支部建设质量的主体之维。制度是保障,即制度为支部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和重要保证,这是城市社区支部建设质量的制度之维。文化是支撑,即党员理想信念坚定、支部队伍纯洁和支部生态纯净,则能保持党支部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是城市社区支部建设质量的文化之维。不断提高城市社区支部的建设质量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任务。     

社区动员与“后单位”社区公共性的重构

后单位社区的公共性主体从高度凝聚于单位到重新归聚于社区,其内部动员机制经历单位制消解下从指令性到赋权性的内部演进路径。近年来,后单位社区的治理进程和社区建设更是展现了基层社会动员模式的变迁进路。基于L社区两次动员实践的回溯与比较发现,各动员主体的行动均受制于单位体制隐形在场的制度和惯习约制,并且以社区动员的内卷化、精英替代和话语体系多元为表征的动员困境的生成,恰与"国家—单位—个人"的社会整合方式向"国家—社区—个人"的新型整合框架转型相同步。基于后单位社区现实的独特性,构建权力边界更加清晰完善的赋权式动员更符合后单位社区新公共性重塑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