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行政法的形成与构造

【专题导引】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飞速发展,至少带来了行政法治的三重变迁。第一,网络、数据、人工智能成为行政法治的对象,由此产生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范,形成网络监管、数据处理规制、算法规制等新的行政活动领域;第二,网络、数据、人工智能成为行政法治的工具,数字化转型深入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产生了“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等政府工作新形态,推动形成了运用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制度规则体系;第三,网络、数据、人工智能成为行政法治的环境,对行政的观察、监督、审计等在网络空间、数据处理、人工智能活动中得以开放性、多中心、持续性地展开。在“行政法发展史最重要的一次变迁”中,数字行政法的形成及其构造成为最重要的行政法治论题。     

数字环境中的分众思想政治教育探论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数字环境既是实践背景,又是技术工具,也是研究对象。在数字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分众化和个性化特征日渐突出,数字技术重塑着舆论格局,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精准化实施已经成为现实吁求。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通过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群体画像、对思想问题进行研判和预测、进行简单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生产等,有效提升分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效率。但分众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数字技术也存在着隐私问题、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方法论问题等诸多现实难题。科学建构数字环境中分众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将科技智能与实践智慧相结合,在科学研究与实践探索的深度互动中取得进展。     

经济犯罪案件数据化侦查路径探析——以山西省为例

经济犯罪案件的数据化侦查模式已成为当代打击经济犯罪的趋势,可通过数据比对、数据碰撞、数据挖掘等数据研判技术,将数据转化为经济犯罪侦查情报和线索,继而落地进行数据缉捕和数据追赃工作.经过对数据的循环利用,实现对经济犯罪案件的全领域、全链条的波次打击,将大幅度提升经侦部门执法效率、破案水平以及服务经济建设大局的能力.     

涉企业数据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企业数据在既有法律框架下无法获得充分保护,作为一种财产性利益,企业数据与一般条款具有耦合性。但是,一般条款的裁判思路依赖于传统侵权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在"海带配额案"中创设的三个构成要件,使一般条款陷入困境,无法应对行为规制法的本质要求,无法与《民法典》相衔接。企业数据涉及个体经济利益、行业利益及公共利益,"全有全无"构成要件式的侵权判断,不能应对复杂多变的涉企业数据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动态系统论以"或多或少"的思路考量各要素的数量和强度的协作,按照价值位阶和顺序,考虑企业数据本身的合法性、行为人主观过错、行为影响,根据具体场景综合权衡损害与收益,可以为涉企业数据竞争行为的正当性判断提供正确的裁判思路和理论支持。     

着力“四个开放” 深度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

2021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行更高水平开放,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围绕这一目标,重庆提出"四个开放"发展路径,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数据开放,畅通信息流。一是完善数据开放法律法规。在原有《重庆市公共数据开放管理暂行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政府数据的开放范围与标准,数据数量与质量两手抓。完善数据开放保密审查和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确保数据开放安全性。清晰界定政府数据开放权限职责及法律责任,合理设置有关主体的权利、责任及义务。二是重视数据的创新与运用。     

大数据时代监视资本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

监视资本主义是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社会景观,其兴起的直接动因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根本动因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逻辑.数据监视延续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但在新技术条件下拥有了比以往更加隐蔽的形式和内容,成为大数据时代资本操纵和控制社会的主要机制.基于资本的贪婪本性和生产规律,监视资本主义内含集中的基因,并不可避免地朝着寡头垄断的方向发展.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不可能解决监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马克思的"两个必然"论断仍然适用于对监视资本主义前景的判断,即监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存在必然是暂时的,必然为真正契合大数据时代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数据社会主义所取代.     

链接市民与城市:超大城市治理中的热线问政与政府回应——基于北京市12345政务热线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时代,热线问政成为超大城市感知城市演变、吸纳市民诉求、回应治理痼疾的新生机制。从政府回应性理论视角探讨了热线问政在连接市民与城市、重塑政府回应性的关键机制,并以北京市12345政务热线的海量实时数据为例,分析了超大城市热线问政过程中的市民诉求与政府回应之特征及其关系。研究发现,基础民生、基本民生和发展民生是北京市民对城市治理的主要诉求类型,不同类型的市民诉求具有鲜明的时空规律;政府回应在属地和部门分工上均显著存在。Logit回归表明,市民的诉求议题、时空特征、承办单位以及诉求属地的行政面积、人口密度、市民参与、人口复杂度和组织复杂度等,都显著影响着热线问政的政府回应性。     

跨境网络犯罪中非正式电子取证的合法性及其效力

目前司法实践在对跨境网络犯罪的侦查中越来越多地采用传统刑事司法协助以外的非正式电子取证手段,但学界对此却一直存在着认为非正式电子取证本身不具有合法性以及其所获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也存在疑问的攻诘。传统的正式刑事司法协作难以应对新型跨境网络犯罪,数据主权与打击犯罪的利益衡平与我国证据立法的空间表明跨境网络犯罪中非正式电子取证应当具有合法性。在此基础之上,对跨境非正式电子取证所获电子证据的效力认定,应当遵从证据能力到证明力的阶层化思路,在证据能力认定中重点考察是否存在《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非法取证情形从而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证明力认定中重视境外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审查与证据补强来弥补最佳证据规则和瑕疵证据规则。     

新加坡非土地财政模式的启示与借鉴

新加坡在吸收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基本国情,形成了具有新加坡特色的非土地财政模式,尤其是其“居者有其屋”一直被世界各国所关注,独立于政府财政的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也正在逐步演变成一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新加坡非土地财政体现在政府主导、合理配售,以及低廉的政府场地租金上,推动着新加坡公共设施不断完善、经济飞速发展。鉴于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可通过完善地方税收体系等方式提高财政保障能力。     

激发数据要素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迈向信息时代的深处,数据的市场价值及其实现方式不断显化,数据成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当前,数据要素的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数据要素的私权益属性与公权益属性不断融合,不同类型的数据权益交织在一起,致使数据权益的边界愈发模糊,其法律定位与保护机制亟待明晰。基于数据要素具有多元权益融合的特征,建议引入场景原则,科学合理、安全高效地实现不同场景下多元主体利益的动态平衡,推动数据要素保护从静态的私权模式向动态的共治共享模式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