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秩序建构与可持续发展——以制度融合为视角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充满了不确定因素的扰动,使得系统均衡的稳定性成为制度变迁中的根本性问题。经济学家们对制度的效率功能、秩序功能及其内在关系的研究,为探索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借鉴和提示,突出了制度在构建稳定的秩序、引导人类行为和减少不确定性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如何在国家意志的正式制度层面上,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经济制度创新和社会秩序建构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培育和形成与正式制度相适应、相匹配的非正式制度因素,通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与融合过程,建构稳定、和谐而良性发展的社会秩序,是中国经济转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四十年来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综述

四十年来的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是在国内外宋代家族研究、宋代家族文学研究、地域文化研究、宗族文化研究等风气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的。它滥觞于海外，先影响及台湾，后鼓荡于大陆；研究方式以综合研究与个体研究为主；在史氏家族的历史、政治、文学、文献及文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并呈现出跨学科的研究趋势。毋庸讳言，现有研究存在一定问题，也有不小的学术空间，值得进一步开掘。     

香港立法会选举中的选区划分与席位分配的内在矛盾

有关香港立法会选举的各种讨论,都需要首先解决选区划分和席位分配问题,但是前期的讨论鲜有理论支持。结合数学研究的结论及美国和欧盟的经历可以发现,在解决选区划分和席位分配的矛盾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基本原理。香港立法会选举在选区划分和席位分配方面的独特经历在于,本来有利于大选区的席位分配方式,结果反而不利于大选区。其背后的主要矛盾是没有处理好席位分配公式、人口变动趋势、席位上下限和偏差大小之间的关系。     

菲律宾领土“条约界限”在中菲南海领土争端上的地位和证明价值

1898-1930年间,美国通过与西班牙签署《巴黎条约》和《华盛顿条约》,与英国签署《美英条约》,明确界定了美治菲律宾的领土界限,我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并不位于其中.自20世纪70年代起,菲律宾才提出在国际法上根本站不住脚的所谓依据和证据,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提出领土要求并强占部分岛礁,并直到1997年才对黄岩岛提出领土要求.根据国际判例和条约解释的国际法,综观中菲双方主张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三项条约及其所确立的菲律宾领土界限在判定黄岩岛和南沙群岛主权归属上不具有直接创设条约权源的作用,但它们在证明美国和菲律宾在1898年及嗣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未对黄岩岛和所谓“卡拉延岛群”提出领土要求、未针对我国明确的主权宣示行为提出对抗性主权主张等关键事实上具有重要的证明价值.     

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道与术：“智能+”制造

正粤港澳大湾区的使命之一是要建设成为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一流湾区和高质量发展的典范。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培育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开放发展新优势,是实现这一国家战略的重要路径。实践证明,"智能+"正在接棒"互联网+",成为推动中国加快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的新动能。然而,无论是制造企业还是制造业产业政策决策者们针对"什么是智能制造""如何升级到智能制造"等关键问题目前尚未形成深入和系统的认识,     

粤港澳大湾区立法协同机制探讨——基于京津冀和长三角的立法协同经验

京津冀和长三角各自探索出了不同的立法协同模式,粤港澳大湾区的法制一体化可以借鉴它们的成功经验,包括:组织上,以立法工作联席会议为主,辅以大湾区立法协同机构;程序上,先起草示范法,再变通为地方性法律规范;策略上,从具体领域着手,先易后难;重视利益补偿和公众参与。但大湾区内存在双层多元立法权并立和多级多元利益冲突,这决定了大湾区的立法协同机制设计要比京津冀和长三角复杂得多,且有其自身特色。在我国现行立法体制下,可以通过大湾区的立法协同,尤其是技术性协同,消解因制度鸿沟、资源差异和利益竞争而形成的内在张力。     

美国对“超越遏制”战略的谋划与实施——以德国问题为中心

1989年春夏,布什政府提出"超越遏制"对苏联战略及"完整而自由的欧洲"构想。美方要求苏联放松对东欧的控制,并试图利用欧洲常规裁军谈判促使苏联从东欧撤军。两德统一进程开启后,美国设计了"二加四"谈判框架,使其与欧洲常规裁军谈判相配合,以此推动统一的快速实现,并使苏联尽快从民主德国撤军。最终,美国实现了使德国按西方方案统一的目标,同时又为北约东扩打下基础。两德统一的溢出效应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在此期间美国放弃了"超越遏制"战略中把苏联引入国际体系的目标,转向管控其退出欧洲及解体的过程。     

在新时代的大势下理解新青年

当代青年具有务实、开放和网络化生存的基本特征,他们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进程的见证者,也是伟大事业的继承者。虽然当代青年群体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泛功利主义、感觉主义等倾向,但是从时代发展大势来看,这些并不是主流。我们应当更多地看到当代青年的可爱、可信、可为之处,并坚定地相信,在他们手中,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服务社会与投身公益:新时代青年的成长路径

青年作为党和人民事业的生力军,服务社会始终是青年成长的必由之路。服务社会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青年成长观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青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要求。青年通过服务社会,把科学知识、政治意识、道德和法律知识等融入社会实践,转变为自觉奉献社会的行动力;在社会实践中修德,提升道德修养,促进道德实践;增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培育新时代青年的"人民主体"意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集体主义觉悟。作为新时代青年服务社会的重要路径,公益活动通过道德关怀的内在机制,促成青年公益施助者道德情理相容、道德知行合一和推动个体德性向关系德性迈进,从而在个体道德心理层面促进了青年健康成长。     

医闹的道义和权力“游戏”

本文从道义和权力转换的角度来分析医闹的成因、过程、实践和结果。"闹"作为一种寻求问题解决的途径在中国社会频频上演。闹的实践遵循着一系列共享的社会文化规则。本文分析医闹中的潜规则,尤其是规则中道义和情感的因素。在医患关系中,医生在医疗实践和资源分配中占主导地位,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权威控制病人并从病人那里获取利益。然而医疗的商业化和医生的逐利行为破坏了医疗领域的道义经济,给了人们反抗的理由。闹成为病人反抗和维护权益的方式。相对弱势的病家利用自己受害者的位置和公众的支持积累道义资本,通过闹的方式暂时扭转与强势医生的权力关系。但是闹也被职业医闹绑架成为敲诈医院的工具,有时导致医疗暴力,让医生被打甚至被杀害,闹作为病家维权行为的正义性也受到质疑。这时医生变成了在危险面前无法保护自己的弱者。作为新的受害者,他们开始获得同情并积累起道义资本,最终让他们可以行动。他们上街抗议,在媒体上发表意见,推动政府打击医闹,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扭转医患间的权力关系。但是医患间的权力关系离不开公共权力的影响,政府对闹的容忍或打击直接影响到医患博弈的结果。本文对当前医疗纠纷分析中过度注重经济利益的视角作出补充,通过分析医患间情感和道义的博弈,指出医患双方行动中的结构性困境,希望对未来纠纷的解决有所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