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制度与中国法制建设问题研讨(一)——劳动教养之权力归属分析

劳动教养制度自其产生至今已近半个世纪,可以说伴随着我国法制建设发展的始终。其功过是非自有评说。不过,就目前而言,最受各方普遍关注的是,劳动教养制度到底该不该立法,何时立法,该立什么样的法。这就必然牵涉到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和定位、与国家权力分配、与人权保障、与司法体制改革等诸多问题,即涉及到宪政、法理、法律史、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整个法律体系中的方方面面。劳动教养立法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加以支撑。正是基于此目的,本刊在“北京大学刑事法理论研究所中国劳动教养立法研究课题组”的支持和帮助下,就“劳动教养制度与中国法制建设问题展开专题研讨,欢迎广大读者参加。     

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 中国语境下的展开

本文是对刑法教义学的一个面向的理论探讨,即如何处理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作者从李斯特鸿沟切入,李斯特将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加以严格界分:刑法教义学成为一门形式的-实证的学科,完全排斥价值判断,由此形成了古典派的犯罪论体系;而刑事政策则是在刑法教义学之外,在刑罚论中予以研究,其以目的性思想为依归,尤其追求特殊预防的效果。李斯特这种把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加以分立与疏离的思想,形成所谓"李斯特鸿沟"。经过新古典派的犯罪论体系和目的行为论的犯罪论体系之后,罗克辛对李斯特鸿沟予以贯通,将刑事政策引入犯罪论体系,使构成要件实质化、违法性价值化、罪责目的化,形成了其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本文重点对中国的语境下如何展开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关系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反思性探究,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刑法教义学,因此,李斯特鸿沟尚具有启迪意义。但我们没有必要回到李斯特,也没有必要重新跨越李斯特鸿沟,而是可以直接享受罗克辛贯通的成果。本文强调了在中国目前的刑法教义学研究中,既要以刑事政策作为刑法教义学的引导,更要注重通过刑法教义学对刑事政策的边界加以控制。     

公共安全犯罪的立法思路嬗变: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部分内容做了修订,从修订的内容来看,立法机关通过增设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罪等罪名,弥补了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体系中的疏漏。从修订的方法来看,立法机关采用了独立危险犯的形式,明显地反映了我国刑法关于公共安全罪的立法向着公共危险罪演变的趋势。在传统上,公共安全罪属于重罪,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某些较为轻微然而对于公共安全具有较大危险的犯罪,对此,立法机关设立了公共安全的轻微犯,反映了保护公共安全的理念转变,对于我国刑法中的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转化犯与包容犯:两种立法例之比较

作者认为,转化犯是指行为人在实施某一较轻的犯罪时,由于连带的行为又触犯了另一较重的犯罪,因而法律规定以较重的犯罪论处的情形。包容犯是指整体法所规定的犯罪包含着部分法所现定的犯罪,两者发生竞合,应以整体法所规定的犯罪论处的情形。作者从解释论与立法论两个方面对转化犯与包容犯进行了比较,并就转化犯与包容犯的立法完善提出了意见。     

论发放高利贷罪及其刑事责任

发放高利贷罪在我国现行刑法中虽没有规定,但目前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发放高利贷的情况十分严重,对社会主义金融制度危害很大。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我国刑法中增设发放高利贷罪,其刑法条文可以表述如下: 第××条违反金融管理法规,以营利为目的,发放高利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可以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经济犯罪

<正>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论断,否定了传统的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模式的理论与实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犯罪的数量与类型也呈现出同步增长的趋势。如何建立商品经济的经济犯罪观?如何认识商品经济与经济犯罪之间的关系?如何分析商品经济的消极因素对经济犯罪产生的影响?这些问题对于当前惩治与预防经济犯罪,都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拟对这些问题略抒己见,就正于刑法学界。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

北京大学著名刑法学专家陈兴良教授,最近对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从严打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反思与调整;宽严相济政策:界定与阐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理念与实现。本刊将连续登载,请各位读者关注。     

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

2005年《政法论坛》基于学术立场,特辟专栏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法学术研究现状展开了讨论,其中,邓正来教授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篇长文所提出的“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中国法学赖以为凭的支援性理据是什么”等问题引起了一系列争论、回应、批评甚或反批评。本刊认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的意义至少指向了中国法学知识生产的主体性、能力、方式、技术等问题。勿庸置疑,这些问题关系着中国政法学术的体面与尊严。为此,本刊特约请法学界不同学科的学人从自己的专业或研究领域出发,以“笔谈”的形式进一步拓展这种讨论。从本期开始,本刊将陆续登载这方面的稿件,并期待您的加入和赐稿。     

法学的现状与出路

1988年10月6日,《中外法学》杂志社举行创刊新闻发布暨青年法学工作者座谈会。三十几位从事新闻、出版、法学教育和研究等方面工作的同志,围绕"法学的现状与出路"问题,各抒己见。现将部分发言摘要发表,以飨读者。今后,本专栏专门登载短小的文字,欢迎大家就法学研究、法学教育以及法制建设的带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一陈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