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大事项决定权”地方立法中的几个问题

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是宪法法律赋予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基本形式,也是执政党把自己对国家重大事务的主张经过法律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实现依法执政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实施,地方人大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频率有所加快。但是总的看,这项工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和要求相比,与地方人大常委会行使其他法定职权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还存在一些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一、什么是“重大事项决定权”要想弄清什么是“重大事项决…     

警惕“规范”的形式主义

这些年,一些地方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重大事故,其背后都有形式主义作祟。对此,人们不禁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形式主义屡禁不止?为什么搞形式主义的人能屡屡得手?一个重要原因是形式主义在一些地方已经"规范化"了。     

试论日据时期的台籍日本兵——皇民化运动负面影响之再探讨

皇民化运动时期,一部分台湾人作为台籍日本兵被强征进入日本军队,这些人既有被迫及无奈而参加的,也有小部分是志愿加入的,但此中志愿包含殖民统治高压下心灵扭曲的背景。至于极少数受殖民主义、军国主义毒害者,则应予以揭露。台籍日本兵的历史告诉人们,皇民化运动确曾给台湾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不必过高估计这种影响。     

抗战时期的台湾籍民问题

抗战爆发后,居留福建的台湾籍民被集中迁往内地,并在崇安设立台民收容所,对其实行监视居住,但该收容所性质不同于集中营.台湾义勇队的主要成员即来自内迁台民,他们在投身抗战的同时,也针对台籍浪人在大陆胡作非为所留下的恶劣影响,积极进行"消毒"工作,一面宣传两岸人民的血脉联系,一面吁请民众分清台人之良莠及日人离间阴谋.他们的工作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台湾籍民的形象,并使人们对台胞刮目相看.     

制订人大常委会列席人员守则势在必行

时下,地方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时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该是政府领导人员报告的工作却由组成人员报告,该是部门正职列席会议的却由副职列席,甚至派个秘书来听会;该是一天的会议报个到后又借故离开。人大常委会会议的法定列席人员中,"一府两院"来列席会议听取意见的寥寥无几。使庄重严肃的人大常委会会议开得松松散散。地方人大的同志自嘲为"自说自听,自弹自唱"。形成这一状况,固然有人大常委会会议的开法、审议的质量等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一个认识和制度问题。     

智能机器人的法律人格审视

在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智能机器人具有完全独立自主的能力已成为发展趋势,由此所产生的法律问题也必然会对现行法律体系带来碰撞与冲突。加之现行法律体系缺乏对智能机器人法律人格的确认,造成其发展应用中存在法律价值指引缺位、法律地位不明以及与现有责任制度冲突等问题。鉴于智能机器人具有相应独立自主的行为能力,有资格享有法律权利和承担法律义务,理应具有法律人格。但限于其承担行为后果的能力有限,难以享有完全的法律人格,因此可对智能机器人享有有限法律人格进行法律确认,并以此为进路探讨有限法律人格建构。     

大鼠局灶性脑挫伤后Cdk5的表达变化

目的研究大鼠受到一定钝力打击造成中度脑损伤后,3h至10d脑组织Cdk5的表达规律及法医学意义。方法建立大鼠钝力性局灶性脑挫伤模型,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和免疫蛋白印迹技术观察脑损伤后不同时间脑组织中Cdk5表达变化。结果正常组、假手术组脑组织有少量Cdk5表达;实验组损伤后3h组、6h组Cdk5表达增高,12h组表达明显升高(P0.05);在24h达到峰值,3d组、5d组、7d组、10d组逐渐下降,并在7d组、10d组基本降至正常,与正常组、假手术组比较基本无差异性(P0.05)。结论大鼠钝力性脑挫伤后Cdk5在挫伤脑组织周边区表达量增多,并呈现单峰变化,随时间延长基本降至正常。Cdk5表达变化可为早期脑挫伤时间推断奠定基础,提供新的参考指标。     

抗战时期的特殊地区——通海同情区

<正>1938年3月21日和9月21日,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日军两次未遇任何抵抗占领海门。第二次进犯海门后,日军为非作歹,十分嚣张,并修建碉堡和其他防御工事等为长期统治做准备。海门的共产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早在1933年就已转入地下活动,日寇侵犯海门时共产党还未及组建武装。1940年11月,中国共产党挑起抗日的大梁,建立中共崇启海县委员会。1941年3月,崇启海县委的第一个武装组织——海门警卫团建立。     

董必武、张闻天党政分开思想比较研究

董必武、张闻天关于党政关系思想的论述,各有其特色。他们党政分开思想的相同点是:都针对党政不分的现象论述了党和政权机关的正确关系,指明了党政要分开;都指明了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程序。他们党政分开思想的差异是:对于政权机关和党的不同的职能和实现形式问题,董必武只是点到为止,张闻天则进行了更加具体的分析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