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司法衔接关键问题探析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结果及磋商协议的性质是磋商与司法衔接走向的决定性因素。根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应解读为民事性质。由此产生对磋商协议的司法确认和后续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问题,此为磋商与司法衔接的第一重关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也有相较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优先性,此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司法衔接的第二重关系。在这两重关系的框架内,具体衔接过程中如何操作则属需研究的细节问题。     

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演进与启示:基于“选购难题”的视角

医疗保障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各国政府要在有效地保障国民健康和将医疗费用支出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找到平衡点。美国为解决卫生经济中"选购难题"历经了百年的探索和制度演进,在政府与市场的反复博弈中形成了以商业保险为主、社会保险为辅的医疗保障制度,并创建了管理式医疗的医疗保健模式。借鉴美国医疗保障制度演进的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国情,在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要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的衔接和配合;鼓励有实力的商业健康保险公司积极探索布局"大健康"产业链,推动新技术融入医疗保障领域;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医疗需求。     

被害人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以H省Z市两级法院司法适用现状为样本

当前,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地位明显得到提升,但对被害人参与该制度权益的关注和保障却明显遭到忽视。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尚存在被害人普遍参与不足、参与方式规定不明、诉讼权利无法保障等问题。这极易导致司法机关权力滥用,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置初衷和适用效果。基于此,在正视被害人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困境的同时,需要让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重新回归,赋予被害人明确、具体的诉讼权利,区分案件类型分别规定被害人的参与方式及路径,规定被害人权利受侵害后的救济途径,并对被害人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进行有效限制。     

中国共产党百年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基于文化结构和文化形态学的深层解析

廉政文化建设关系到百姓的人心向背,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中国共产党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定理想信仰,让精神文化激发向廉向善的内在动力;二是坚持以上率下,让行为文化焕发见贤思齐的感召魅力;三是坚持惩防并举,让制度文化迸发反腐防腐的强大威力。廉政文化建设既要遵循廉洁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更要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文化现象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整体性,所以在进行廉政文化建设时,必须从整体出发,把精神文化建设、行为文化建设和制度文化建设这三支力量紧密结合起来,互相支撑,共同发力。坚持以上率下,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最为难能可贵也最富有成效的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以来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能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更加坚定地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整体思路和战略举措。     

"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三重价值维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我国治国理政和治国安邦的重要制度支撑。"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蕴含着理论深度、战略高度和思维广度,涵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治国理政之制度基石、创新制度建设路径三种价值维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体系性反思与建构

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正式确立的,但《刑事诉讼法》中涉及此制度的具体规定又都是操作层面的。据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并不能得以阐释。而依据我国《刑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则可以从形式逻辑、实质逻辑以及价值理念三个维度予以充分证成。由此可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上系《刑法》中的一种刑罚裁量制度,认罪认罚本质上是法定的从宽量刑情节。在定罪层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需自愿承认不法事实系其所为,即构成"认罪",而无需准确评价自身行为的法律性质并准确识别具体罪名;在量刑层面,"认罚"考察的重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应当通过刑法立法的方式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自首制度、坦白制度部分重叠地整合在一起,以避免"概念混同""重复评价"的错误倾向。     

新中国70年视野下的农村土地制度新一轮改革与创新

土地制度作为国家对生产关系的一项极重要的安排,是各个制度的重要基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务,这项改革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密切相关。其中的主要的问题有"三权分置"改革、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规模经营与小农户发展关系的维护、耕地保护制度的强化以及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完善等。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精准掌握此项改革所面临的时代要求和形势变化,抓住改革的重点和主线,注重制度创新,推进乡村振兴。     

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的区域空间与制度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和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不同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的制度差异性和不同关税区的空间异质性,使其广域的治理体系建构面临挑战。从"区域主义空间"理论和多层级治理理论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不只是产业聚集、技术外溢和区域创新所自然演化的经济地理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主导的、在一个新的特定区域空间尺度上展开集体行动的多层级治理框架。地域性治理和功能性治理是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两种治理类型,其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达成制度性集体行动。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区域治理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达成主要依赖两种类型的区域制度,即工具性制度和"身份提供"制度。因而,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实现区域治理类型和区域制度类型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