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对称互动：乡村治理模式的实践阐释——基于“政党—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

由政党、国家、社会三大主体权力非均衡性推演出的“非对称互动”治理样态，是“政党—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深层意涵，能较好阐释中国乡村治理实践模式。由于“非对称互动”构成了乡村社会复杂多样的治理形态，再加之皖南S乡三个村庄的区域位置、资源禀赋等客观条件不同，故延伸出党支部引领型、行政兜底型、自组织参与型的治理模式。具有中国乡村治理本土特色的非对称互动，在党的全面领导下的国家治理格局中，不仅理论释义和实践解读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而且兼具政党中心逻辑和情理兼容逻辑。     

当前我国社会心理特征及治理方向

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我国政府和民众对心理健康及社会心理更加重视,民众对待突发事件的社会心态更加成熟。后疫情时代,我国社会治理应在把握民众社会心理变化规律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精细化治理、协同治理和网络情感治理。同时也要积极关注和审慎对待资本对心理健康行业的影响,既不把心理健康问题扩大化,也不把心理服务作用扩大化。结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需要,应着力提升民众对心理健康的科学认识,着力突破当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强理论和实证研究,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妨害公务罪之袭警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九)》将袭警行为新增为妨害公务罪第5款并规定从重处罚,一定程度上平息了理论界就是否新增"袭警罪"的纷争,为实现条文间的协调以及法律规制范围的明确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在适用过程中,应明确妨害公务罪的主要客体为正在执行的公务行为;对"警察"的理解应不限于被授予警衔的人民警察,公务的"正在执行"也不应局限于严格的上班时间;同时还应结合社会危害性内容,将暴力限制为对警察的人身暴力,其程度应为轻微伤以上,轻伤以下,并且适当考虑暴力的原因。     

从公共卫生三级预防看犯罪预防的理论体系

借鉴公共卫生领域的“三级预防理论” ,西方学者构建了“犯罪预防三级模式” ,并发展成为当今美国预防犯罪的主导体系之一。“非典”与禽流感肆虐中国后 ,人们将更多的目光和精力聚焦在公共领域 ,在合理吸收防治“非典”等疫病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 ,对犯罪这一社会“痼疾”进行更为有效的防治 ,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犯罪预防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论公平公正待遇与最低待遇标准的关系——兼评RCEP投资待遇规则

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解释往往涉及国际最低待遇标准，但学界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却多有分歧。通过对仲裁实践的总结与分析可以得出，公平公正待遇与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相结合使得判断东道国违反待遇标准的责任门槛较高，但待遇的内容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问题。就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而言，当下主流观点认为不需要参照最低待遇标准进行解释。在此情况下，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义务内容宽泛，并且判断东道国承担责任的门槛较低。我国签订的RCEP采用与最低待遇标准相结合的公平公正待遇，但其中部分条款内容模糊，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投资者权利与缔约国义务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缔约国被诉的风险。对此，可尝试通过明确公平公正待遇的义务内容和设置例外条款的方式，以增加公平公正待遇的明确性，对仲裁庭自由裁量空间的限定性以及对投资者权益和东道国主权的均衡保护。     

重整行装再出发

时光流转,岁月荏苒。我们挥别2019年、跨入2020年,满怀激情踏上新的奋斗征程。回首过去一年,礼赞伟大祖国的美妙旋律犹在耳畔,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振奋人心,人民群众“稳稳的幸福”可见可感。全省上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用坚实的步伐走过不平坦的道路,创造不平凡的业绩。今日江苏,“经济强”的成就十分显著,“百姓富”的成果真实可感,“环境美”的成色更足更亮,“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成效日益彰显,“强富美高”宏伟蓝图展现出越来越清晰的现实模样。     

生产资料所有制与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所有制理论的根本指向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实践

无产阶级的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制理论的灵魂。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消灭的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与剥削基础上的、以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为前提的、必然导致人的发展片面化畸形化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他们所主张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核心就在于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充分结合,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在当代中国,应当把人的发展,特别是创业就业的积极性,确立为推进所有制结构改革的根本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新生的民营经济,在传统的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之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和实践增添了新内容,为人们更好地实现精神追求和自身价值提供了新渠道、新载体。     

反向避责:上位转嫁与逐层移责--以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过程为分析对象

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存在下级向上级反向避责的特殊现象,反向避责过程包括专题会议研究、常务会议研究、深改小组会议研究、常委会议研究等四个责任分散层级。下位决策者放弃在本层级实施改革的权力选择反向避责,主要是出于规避责任、期待高位者推动、扩大改革相关者范围以及收益耗散有限等考虑,而上位决策者则出于改革政绩需要、责任共担机制、调动下位决策者积极性等原因同意承责。反向避责的动因可以归纳为政治利益与政治责任两个变量,通过建模分析能够预测分析反射避责过程,上位反向避责通过专题会议、常务会议、深改会议等三个层级转嫁责任,并通过常委会议转嫁扩散。三条必然的避责路径和两条可能的避责路径,并予以规避。反向避责形成的根源在于中国集权体制下的上位决策者的"权力超载"和下位决策者的"责任超载",其是权力-责任配置错位的结果。因而,应改革集权体制,合理划分下位与上位决策者之间的权力责任,避免权力或责任超载,建立权责对等、激励相容的权力、责任体系来调动各级决策者的改革创新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