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检关系视野下的警察出庭作证问题反思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首次在基本法律中规定了警察出庭作证内容。但是,在《刑事诉讼法》预设的刑事诉讼体制未发生本质变革的情况下,警察出庭作证新规会陷入结构性二元矛盾之中,其表现出的宣示意义多于实践价值。这种二元矛盾包括刑事诉讼学理知识体系与刑事诉讼体制的矛盾、刑事诉讼体制内部的矛盾两个方面。前者在警检关系模式与警察出庭作证的关系中有所体现,后者分析我国警检机关对警察出庭作证的态度可以看到。通过具有折衷意义的“第三条道路”,构建一种有限度的警察出庭作证认识论,是对当前我国警察出庭作证问题的有益反思。     

刑事诉讼中辩护人的权利分析

2012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辩护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深入的修改和完善。在不同的诉讼阶段,辩护人的权利也有所不同。特别是在侦查阶段律师的介入,为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奠定了法律基础,也成为此次修法的一大亮点。     

试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念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念与证明标准是两种不同层次的法律概念。证明标准理念是关于证明标准的法律观念,证明标准则是证明标准理念的具体体现。证明标准理念分为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理念与事实真实的证明标准理念。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念的探讨,不仅有助于丰富刑事诉讼证明的内容,而且有利于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     

论监察案件的证据标准——以刑事诉讼证据为参照

监察证据无需转化便可直接获得刑事诉讼证据资格,但作为职务犯罪定案的根据,必须具备刑事诉讼证据的形式条件和实质条件。监察机关的调查权与刑事侦查权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功能,监察机关调查取证虽然不直接适用刑事诉讼法,但必须参照刑事诉讼法的侦查取证规则。为保障调查取证的合法性,应当对调查活动进行合理规制,对于非法获取的证据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确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监察机关调查终结的案件,应当达到刑事侦查终结的证明标准,应当低于法院判决有罪的标准,但不能比其他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更高。     

刑事诉讼中的诉讼行为理论研究

诉讼行为是一个亟待厘清的比较法概念,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对诉讼行为这一概念的理解并不相同,不应混为一谈。意大利的诉讼行为理论虽来源于1808年法国的《重罪预审法典》,但历经200年的发展,尤其是1988年刑事诉讼的重大修改已经赋予其全新的内容。意大利刑事诉讼采用最广义的界定,即诉讼主体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所实施的所有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对每种诉讼行为均确立了周密的制裁制度,主要包括不予受理、逾期无效、程序无效以及不可用。意大利刑事诉讼中的诉讼行为理论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一个非常宏大且相对完整的分析框架。但一套逻辑起点似乎极为简单的理论却几乎将刑事诉讼法典的所有规则全部纳入研究视野,其理论的精密度也难免让人心存疑虑。     

浅论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人权保障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问题,在我国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对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作了重大改革,进一步增强了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功能。但几十年来中国的人权保障事业存在着许多缺陷和问题。以人权保障为视角,可以折射出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有关制度与观念方面的许多问题,同时也能够对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考方法。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工作状况及面临的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问题已引起法学界的广泛关注,辩护制度的完善是其中的热点之一。作为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基石,辩护制度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重要手段,是衡量一国法治水平的重要指标。如何把脉刑事辩护制度的实际运行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关乎立法修改的走向,需要大家的广泛参与。以下刊发几篇检察官、律师的座谈纪要,是为来自司法实践的一种声音。     

论公诉职能中的刑事诉讼监督

刑事诉讼监督职能是公诉职能的应有之义。刑事诉讼监督的方法主要有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开展侦查监督、运用刑事抗诉权进行刑事审判监督以及通过初查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线索开展刑事诉讼监督。为此,需要建立健全包括公诉一体化机制、协调配合机制、工作情况报告和通报机制、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起诉的内部制约机制等刑事诉讼监督机制。     

论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诉讼结构的制约及缺乏法律规定,我国尚未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为维护司法程序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抑制警察非法取证行为,有必要建立完善该制度。可从把握作证范围、完善立法、保持理性等方面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