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跨境水资源:发展困境与治理挑战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原有的水管理制度难以为继,中亚跨境水资源合作也停滞不前,造成的结果是,中亚跨境水资源治理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即水资源的利用、分配引发地区水政治的激化,反过来又迫使各国加强对本国水资源利益的控制或放大自身对水资源利益的诉求。以多边国际开发机构为主的西方治理机制希望构建一种"去中心化"、赋权水使用者的治理模式来弱化当地矛盾,但因与当地的政治社会文化难以契合而效果不彰。"丝路经济带"为中亚国家提供了一种基于本地特色的制度化解决路径的可能。基于跨境水资源的经济合作,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制约中亚国家间接触的传统隔阂,从而使其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迎接在各领域的合作。     

国际秩序变动中的“全球南方”与中国角色

作为一个术语，“全球南方”是国际舆论和学术研究中热议和争论的理论问题；作为一种现实，“全球南方”是影响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全球南方”的崛起，既有国际格局新变化的深层背景，也有非常浓厚的大国博弈色彩，同时为深化全球发展治理合作提供了新机遇。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的代表，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参与全球治理，促推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化改革与务实合作。当前，“全球南方”国家普遍不满西方国家试图强加给发展中世界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主张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既是金砖国家的重要成员之一，更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还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引领者，当下则面临着严峻且复杂的国际形势：一方面，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借助分类、拉拢和施压等手段，试图分化瓦解“全球南方”乃至排斥和制衡中国；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际影响力渐增，自主发展意识和制度建设加强。鉴此，中国继续坚定不移地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并可基于自身发展经验，不断深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新型南南合作，从而不断助力全球发展治理新架构的构建。     

冷战后大国政治角逐的新动向

一 自1991年底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止以来,时间已过去了3年多。这一时期的大量事实表明,冷战虽已宣告终结,但有关大国之间的势力范围并没有重新划定,争夺、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正在展开,并成为此间国际局势的一个新特点。 这一斗争主要发生在西方国家与俄罗斯     

中国周边形势新变化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

2017年以来,中国周边安全和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在安全上,美国以推动"印太"战略、强化美日和美韩同盟、借议题拉拢东盟等手段将战略布局深度集中到中国的周边地区;法国、英国、德国、欧盟也紧随其后,开始深度介入"印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安全事务和互联互通进程。在经济上,全球化已进入"慢速"阶段且越来越以区域化的方式展开;而机器人、3D打印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运用将继续推动区域化进程,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对双方来说都更为重要。无论是在安全上还是在经济上,周边地区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都在迅速上升。中国应更加重视周边外交在总体外交布局中的地位,要总结历史和当代中国营造良好周边环境的经验;争取处理好中美日、中美韩、中日韩、中俄印等一些大三角关系;将周边地区打造成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节点和高质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引领示范地区;积极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印太战略”:以美印日澳的战略逻辑、利益与策略选择为分析视角

"印太战略"是美国均势+有限遏制+规制+话语诋毁的混合型战略。它意在前沿、中间地带与后方的三层构建不对称的对华遏制性力量,突破中美双边、单区域战略竞争的狭窄战略空间;在多地域与多维度孤立中国,拉拢更多国家在产业价值链、数字经济等层面与中国切割;制订基础建设投资透明化的新标准,嵌入有利于美国利益的规制;通过国际法、舆论等软性手段抹黑中国的"一带一路"与海权发展。虽然共同逻辑都是制衡中国崛起,但日澳印在策略上强调非对抗性。其中避免成为中国优先反制是日本重要的策略目标;印度在拉达克边界冲突后尚没有形成一个完全倒向美国的战略,因为这必定使其背上沉重的战略包袱,成为美国的附庸;澳大利亚作为地缘政治影响有限的中等国家,在美国反华行动中冲在最前列已使其利益严重受损。而"印太战略"与东盟所推动的包容性、合作安全理念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东盟要在"印太地区"发挥中心领导作用,定位"印太"为对话与合作区域。所以由于东盟的抵制、印日澳的消极政策,这个战略形成的攻势将很难保持可持续性,其长期前景并不看好。     

特朗普政府自由贸易协定战略及其影响北大核心

特朗普执政以来持续打造以美国为轴心的双边和小区域自贸区网络,力求使之成为凌驾于世贸组织、覆盖面广泛的双层次自贸区,构建以"美国优先"为绝对原则、权利和义务更加"对等"的全球贸易新秩序,彻底区别于世贸组织发展中成员得以享受较轻义务水平的制度设计,再平衡国际经济体系利益分配格局。受特朗普自贸协定战略的影响,世贸组织很难继续维持其全球贸易秩序的中心位置,全球贸易冲突风险持续攀升,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割裂趋势明显加剧,进一步扩大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作为特朗普自贸协定战略的重点针对目标,中国的未来发展也会遭遇一定阻力。在面临更大的制度改革压力的同时,中国贸易、投资、高科技发展的空间所受影响可能进一步凸显。     

东盟对美国印太战略的认知与反应

自美国印太战略出台以来,东南亚的重要性被不断提及。虽然东南亚地区国家并不排斥大国的战略重视,但对美国印太战略的目标、手段、政策重心等普遍感到不安。出于对被边缘化和被分裂的深刻担忧,东盟选择以地区共识的方式发布《东盟印太展望》。这既是对大国战略举措的积极回应及对东盟中心性的主动捍卫,也清晰地表达了这一中小国家联合体对世界事务的共性认知,凸显了东盟与美国在印太地区愿景规划方面的内在差异。东盟的认知与反应,预示着美国印太战略在东南亚的推行将囿于种种局限而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四方安全对话”的新发展及前景探析

自2017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重新启动以来,其虽然只开展了少量且缺乏实质性内容的行动,却引发了大量讨论和高度的政策关注。纵观这一对话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四国之间的某些共识构成了其重启后的显著特点,如更明确地将目标指向中国、以“民主价值观”作为秩序构建的出发点、服务于美国“印太战略”的需要以及开始将关注重点延伸至发展和治理领域等。基于这些新特点,“四方安全对话”在近三年来的实践中提升了四国之间的战略联系和协同作战能力、从议题领域和地理范围两个维度拓展了四国的战略合作、在外交上释放了四国团结一致的政治信号,并强化了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结构,从而对“印太”地缘环境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从组织内部以及次区域战略环境角度分析,“四方安全对话”的前景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考虑到这一新的地缘战略安排针对中国的目标指向性,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并审慎地予以应对,是中国从外交上塑造地区和平秩序、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应有之义。     

强力维和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构

1999年以来,联合国新设立的维和行动基本都获得了强力授权,这主要源于维和特派团在国内持续冲突环境下面临的艰巨挑战和巨大风险。尽管《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为强力维和提供的模糊授权决定了其限度和内在缺陷,但仍然为使用武力创造了充足的伸缩空间。强力授权也使维和明显偏离了哈马舍尔德三原则:接战规则修改为"非自卫和履行授权不使用武力",授权任务的扩展及被动防御态势的转变使维和出现了积极进攻的军事化倾向;部分"破坏者"被排除在同意框架之外,并出现非自愿的强制特征;将公正和中立区分开,逐渐淡化并抛弃中立,表现出积极作为姿态。尴尬的是,当前维和特派团的主要问题不是授权不足,而是反应不力。强力维和导致维和态势进一步复杂化。联合国需要认识自己的能力限制和作为空间,将带有强制特征的维和转交利益攸关方,采取"合作维和"模式,从而缓解强力维和带来的压力和运作难题。